18世纪时令英国人痴迷的中国植物竟然是它!

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 2018-09-04 09:52:00

昨天的推文中,我们看到了,早在18世纪,广州的花市就已经使来到中国的 欧洲人大开眼界了。那么这些飘洋过海来看花的欧洲人们最喜欢什么花呢?

让我们跟随范发迪的脚步,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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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范发迪著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译者:袁剑


中国的士绅和欧洲的一样,也发展了一种花卉与园林的文化,这种风气在社会上散播甚广。 清代时,有些庭园因其设计体现的美学与品位而享有盛名。例如,诗人袁枚的随园就因衬托了主人的气质与风韵而著名。位于长江下游的扬州市内,一些达官富商的华丽庭园占地甚广,沿江两岸绵延数里,李斗在《扬州画舫录》(约1795)中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像在欧洲一样,这样的排场既表现了主人的财富,也彰显出主人的文化品位与身份。在广州,行商的庭园虽然已经令人炫目,却还比不上西郊荔枝湾那些最富丽的庭园。 豪门富商企图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精致的庭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行商中,潘启官和浩官的家族都是岭南的主要艺术品和书籍收藏大家。潘有度本人对诗文有所涉猎,而他的家族中另有几人也有些文学造诣。


广州的洋人经常光临行商在河南岛上的庭园,有些是正式拜访,有些是借日常散步的理由而来;这些来访者“无论何时都会被当差的仆人很有礼貌地请进园中”。那些庭园中种有一般商业苗圃中少有的奇花异木,比如特别优良的牡丹品种。牡丹是英国人最渴望的花木之一,除了花朵鲜艳夺目外,也因为牡丹本来生长在温带地区,因而他们认为这种花在英国也能够生长得很好。但也正由于牡丹的这种特性,广州很少有优质的牡丹。在18世纪末期,邓肯兄弟由于受约瑟夫·班克斯之托,一直热切地搜寻各种牡丹。他们不仅受惠于中国行商,甚至从洋人普遍不喜欢的海关监督(Hoppo) 那里也得到过牡丹。 其他植物爱好者也在中国行商的花园中搜寻猎物。詹姆斯·梅因就曾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人介绍得以造访文官(蔡世文)和石鲸官二世(石中和)的花园。在华人行商之中,威廉·克尔主要受益于潘有度。事实上潘有度还通过广州分行与约翰·班克斯交换过信件与礼物。他也向班克斯赠送过珍稀植物,包括一株树龄极老的盆栽矮树和许多品质优秀的牡丹。1812年,里夫斯到广州上任,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已经在潘有为的家中吃过两三次饭,并在主人花园里的两三千盆上好菊花中寻宝。1821年,约翰·波茨在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就被里夫斯带去潘有为的花园,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他们又造访了一些其他中国行商的花园。



像采集标本一样,把动、植物运回英国也得仰赖当时对华贸易的人员、机制和设施。干燥的种子、球茎、活株植物、宠物和家禽统统被装上船,与茶叶、丝绸、瓷器、大黄、肉桂和其他中国商品堆放到一起。每年11月开始刮东北季风,于是有些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便在年底之前起程离开中国,船上满载着英国市场正在翘首企盼的珍贵的头春茶。大多数回英国的船只在航程中只在好望角稍事停留,后来也有的在位于大西洋的圣海伦娜岛暂停,之后继续朝英国海域航行。整个航程需要花费四个月或更长时间。 要让这些异国植物平安度过如此漫长的旅程,对那些晕船的园丁来说不是件小事,这在当时是让很多大博物学家头疼失眠的难题。


活株植物一上船,就跟其他货物一样,听任船长和船员处置。有些船长本身就是植物爱好者,经常把自己收集的观赏植物带上船;他们往往也会把别人托运的植物照顾得好些。在广州的博物学爱好者,如有可能,当然希望

把自己的植物交付给这些船长。否则海船一旦起程,他们辛辛苦苦才弄到的植物可能就乏人照管。当威尔逊(Wilson)船长答应为亚历山大·邓肯运送植物时,邓肯“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位绅士性喜植物”。 而当拜登

(Biden)船长自愿为里夫斯和约翰·波茨提供同样的服务时,却让这两人颇感为难。这位船长虽然满怀好意,但是对植物一窍不通,所以里夫斯和波茨经过仔细考虑后,决定“不用他的船运送自己最好的植物”,他们只请他运送了“一箱最耐折腾的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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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广州花市更是兴旺。一名英国园艺师—采集员曾叹道:“中国对花卉的狂热更甚于欧洲”,“当地人为了喜欢的植物的优秀品种,花上100银元也不在乎”,比如墨兰,“而其实墨兰根本算不得什么稀罕植物”!苗圃每年甚至从大老远的长江流域运来刚刚发芽的牡丹和其他温带花卉,因为这些植物在位于热带的广州较难生长。西方游客和常驻广州的洋人喜欢造访花棣,一方面是可以透透气,看看风景,另一方面是为了那些美丽的植物。广州政府为了显示对外国人的宽厚,特别准许他们游历花棣的请求,后来还扩大到允许他们到花棣去庆祝春节。洋人于是兴高采烈地在花棣野餐,歌声美酒相伴,让许多旁观的中国人感到很有意思。花棣的苗圃主人对接待外国顾客一点也不陌生。有些苗圃主人,如18世纪晚期的OldSamay和19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Aching,还定期为洋行提供花木。花棣本来是一个当地花市,后来因为洋顾客越来越多,苗圃也做了调整。例如,Aching曾打出一块广告招牌,上面用英文写着:“Aching出售各种果树、开花植物和种子。”在花棣,洋人买了很多“种子,整整齐齐地包在抢眼的黄纸中”。詹姆斯·梅因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园艺师,他查看那些种子,觉得它们定价太贵。也许他是对的,但那也正说明了西方顾客对中国植物有多么渴求。当时完全是卖方市场。来广州的英国人还买了大量的活株植物,试图将其运回英国,但由于航程中照料过于困难,很多植物半路就枯死了。

 

然而,随着幸存的种子和活株植物越积越多,花棣的英国顾客与中国苗圃的关系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到了19世纪30年代,造访花棣的英国人已经常常表示失望,声称在那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新东西。而且,这段时期英国园艺的迅速发展和大英帝国的扩张,使得英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赏植物。英国的花卉爱好者已经越来越难于取悦了。里夫斯对花棣的了解不逊于任何其他洋人,他感叹自己在19世纪20年代末目睹了花棣的衰落。他批评花棣的苗圃不设法采集和培育野生植物,“他们有那么多漂亮的野生植物”,却不知利用。“(花棣的)花圃衰落得太快了”。里夫斯的评语恐怕未必十分公允。他希望花棣苗圃为英国顾客做得更多,为他们搜寻、培育之前从未“被带到过英国去”的新奇观赏植物。但是,那些苗圃恐怕不是单靠满足洋人顾客的需求就能够存活的,而且英国人觉得漂亮的花木也未必符合中国顾客的品味。反过来,中国文人士绅对梅、菊、兰和其他富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植物的偏爱,洋人也难以体会。也许花棣的园主觉得如果为了迎合洋顾客的需求而在经营上做出重大改变,到头来不会有什么收益,因此他们才没有选择去迎合那部分市场。无论花棣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英国人对该地的看法的确改变了,这显示了他们对自己(园艺)文化的自信,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植物的进一步了解。

 

在广州,洋人经常在当地市场找寻新奇的动植物。博物学研究者、普通商人与海员以及中国人参与动植物买卖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中国的海外贸易机制成了他们活动的共同基础。这个机制是当时国际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流通的商品包括丝绸、茶叶、瓷器、出口工艺品等。除了遍搜当地市场,博物学研究者还通过拓展既有的各种商贸、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与中国人进行交换的模式来求取动、植物。事实上,园艺和博物学也构成了广州国际贸易中礼物关系的一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博物学研究者并不只得益于当地工匠、店主和园丁的知识与技术。中国的行商,这种社会地位更高且与在华西洋商人平起平坐的富商豪贾,也帮了博物学研究者很多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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