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3 18:23:52
把茶树移植到欧洲
英国人在18世纪初就多少知道一点有关茶叶的知识了，但要到60年后他们才开始认识中国的茶树本身。1668年John Nieuhof出版了他随一个使团出使中国以及它在日本和远东游历的见闻录，在其中“巴达维亚使节”一章中他画了一张开花的茶树，从其背景中有中国农民的形象来看，该图描绘的地点应该是在中国。这张插图名为“Thee or Cha”。Jakob Breyne在10年后出版的Plantarum Exoticarium（异域植物？）一书中所用的都是二手资料，但书中有个附录，用了几页的篇幅来描述茶树（Fructice Thee）。人们认为其中关于这种植物的插图来自另一个荷兰人Willem Ten Rhijn之手，他是个在日本呆过好几年的西医。
第一棵活着被送到欧洲的茶树很可能是由英国医生James Cunningham在1702或1703年从舟山岛带过来的，有个药剂师曾见过这棵树并发表了一篇记录。后来在18世纪英国人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这种植物移植到英国并加以栽培。1768年在Kew植物园展出了John Ellis种植的一株武夷茶树（Thea Bohea）；另外，议会在1771年发布的一个法令的图案中有棵已经开花的茶树，由此推测，稍早前Northumberland公爵也可能在伦敦附近Brentford的Syon House成功地养活过一株。该法案中还提到Kent和Chelsea的医药花园中的茶树。
运茶箱子。这是中国用木材和珍珠母制作的箱子，时间是19世纪。这个茶箱上明确第表明，它所装运的是一个叫做高茂（Gao Mao音译）的制茶商所生产的茶叶。这是种产自福建省西部安溪县的“回香马槟榔茶”（double-scented caper tea），在19世纪时这在英国曾风靡一时。——实话说，三年多来我至少上百次参观国立海事博物馆（因为它就在我家隔壁），每每都会碰到这一件东西，但真的就是一直弄不懂英国人解说词里说的是啥意思，而且说安溪在福建西部似乎也很不准确啊！权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为半发酵的福建安溪铁观音乌龙茶吧。
最执着想在欧洲培育茶树的是著名的瑞典分类学家Carl Linnaeus（1707-78），据报道他先后有20次做这个尝试。在对待外国物种问题上， Linnaeus跟Breyne一样也是个足不出户整天呆在实验室里的植物学家，他通过它的学生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收集物种和记录，他便是根据这些素材和他自己的观察创造了第一个系统综合的植物分类和命名法，由此避免了不同物种间的混淆。他的学生中最倒霉的是Per Osbek，他的遭遇就像是一出悲喜剧。他曾费了很大的劲将一些植物带到好望角，其中一株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旋风给刮到海里，在离港时因为船上要鸣炮致敬，气浪又把另一株也吹到海里。他的继任者所碰到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他这回倒是将一株树苗安全地带回了Uppsala，并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培育它，结果却发现这是一株完全不相干的山茶树。其他树苗不是在船上就是一上岸就都被老鼠咬死。直到1763年10月Ekeburg船长才设法将两株植苗交到Linnaeus手中（其他的也都在半路中死掉了），这个瑞典人总算才可以在他自己的植物园里将它们种活了。虽然荷兰人在1683年的一次实验中曾将日本茶树移植到爪哇，但到1820年代以前，在欧洲找更合适的地方来种茶的实验却一直没有成功。直到这是，如果想做茶叶生意，就只能找中国人，而这种生意的困难程度丝毫也不下于种植茶树。
英国人今天是有名的爱喝茶，就跟他们爱喝酒一样出名，但其茶叶的来源却不是中国，而主要产自印度、锡兰甚至东非。中国茶苗如何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甚至后来居上，这就要说到英国人Robert Fortune在1845-52年间在中国内地采集茶苗那些不光彩的盗窃行为了。不过今天说这些话都已经晚了。
那么欧洲本土又是在何时才能够开始成批量收成茶叶呢？准确的答案是2005年5月3号！Falmouth夫人有一座Tregothnan庄园，它位于Cornwall，从山坡上俯瞰着Fal河岸，那一天在首席园艺师Jonathan Jones的督导下，欧洲人采摘了第一批欧洲土生的可做商业用途的茶叶。
英国东印度公司
根据英国格林尼治国立海事博物馆的介绍，在180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近2.8百万英镑的茶叶，折合成今天的价值大约是2.1亿英镑。我手头有一本关于这东印度公司那肮脏的兴衰史的四五百叶专著，它如何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历历在目，包括一个“公司”，而它罔顾印度当地的习惯与特征，强制推行在英国建立的哪一套体系，对英国究竟是福是祸，尚在未料之中；它采用的是一种完全赤裸裸的掠夺方式，英国“从印度拿到的每一个卢比都意味着印度永久的损失”；但毫无疑问，“垄断就是良好管理的死敌”这一论断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些东东以后找机会再详谈。简而言之，就如同剧作家兼政客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在1788年时所说的：它既有小商贩的狡诈，又象海盗一样放荡不拘；它一手挥舞着大棒让对手臣服，另一只手却又偷偷伸向别人的口袋。就靠着这两个软硬兼施的手段，它曾为英帝国构筑日不落殖民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本土就有许多人开始反对该公司的贸易垄断，于是在1813年它失去了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在1833年又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及与此对冲的鸦片）的垄断权。所以，在研究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历史时，如何区分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便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英方已对此多有建言，可是国内至今似乎尚未搞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主流的观点仍然是一味强调“英国”（在中文的语境中，其言下之意即为英国政府、官方态度）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引起“反抗半殖民地化的斗争”。但事实真相是否如此呢？恐怕不能用官方洗脑宣传为依据，还是要回到历史的细节。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方式在18世纪末期就出现了变化。由于在此之前饮茶已经成了英国的一种社会风尚，因此该公司的主要收入便是来自于与中国的茶叶贸易。然而，由于中国官府对英方购买茶叶严加管制，并且英方为购买茶叶要向中国商人支付巨额的白银，而英国国内对 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于是英国人开始尝试规避中方的贸易管制措施，他们最终发现了平衡茶叶贸易的绝佳商品：鸦片。该公司便大力鼓励鸦片生产，并提高了个体行商向中国出口该产品的税率，这为该公司的茶叶贸易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资金，于是其进项也日益丰厚。有人将这个阶段的世界格局说成是用两种花来画世界地图，一是罂粟花，一是茶花，而国家关系也变成了茶叶与鸦片的交换。但销售鸦片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中英之间最终由此爆发了鸦片战争。
1803年英国进口茶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