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泛言》历史之部

蒋章元 2021-06-07 11:29:31

中国文化泛言

历史之部


《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序

老古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发行书籍皆以开继承启文化为职志。顷者,负责业务之古生国治,编辑部之曾生令伟,偕来问讯,且告知即将出版《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一书,嘱为之序,骤闻其请,诚有难以下笔之感。盖自元明以来,关公事迹,由史乘而衍为演义,自人位而极为帝天,迷离惝恍,家喻户晓,俗成聚实,贤者犹不免于信奉,况已成为民俗文化之中坚信仰,普为四海同钦,须欲辨别其是非有无之际,诚无益于化民成俗之旨,且徒乱于季世神道设教之风也。

尝谓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之人物,于史册名闻之外,而独能普遍流芳于百代,且又为后世所尽知之人物,誉圣颂帝,数不多得,文如尼山之孔夫子,固不具说。武则关、岳并称,而尤以关公为普闻,其故何哉?思之再三,俗称岳武穆独以精忠报国为典训,其量止于君臣之阃,而未能化及人伦之大者。至如世所标榜关公之忠义,则于忠道之诠释,不仅施于君臣之际,且可尽于人伦纲常之间。其于义道之影响,且可概于朋友之适而及于社会之则。是诚春秋大义之微旨,故关公之典范,终能由人道而臻于神明之尊,岂偶然哉?非徒然也。

孟子有言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以之律于关公生平之尽心志节,诚如孟子所言前二者之实,后四者之基。若夫身后之修,抑为精诚之渐进,或为聪明正直,死而为神之美崇,洵有不可知者。佛曰:不可思议,亦其斯之谓耶?

论者有曰:征之史实,演义之说关公事迹,不可尽信,且其为人所盛传徐州依曹之玷,计较马超之忌,拒绝孙吴之执,以及荆州之失,其可议者殊多,曷足以当武之圣者之誉乎?曰:此亦有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况陈寿之撰,依违曹魏而轻议蜀汉,亦理所必至,事有固然也。然寿之史传曰: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公。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即此而观陈寿之微言,于关公之志节神采,及其进退权宜之际,情至义尽,从容不迫,固深得于《春秋》大义之旨,岂可以古文简略其叙述而诬以依曹为失节耶!故罗贯中之作《演义》,衍其内蕴,虽非信史,亦无溢美史迹之誉。《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此诚万古纲常之典范,美哉其人是之足以谓之神也!

寿传又曰:

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黔、彭之徒,当与益德并趋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后之论者,据传所谓“亮知羽护前”一语,谓公有忌才之嫌。复以“省书大悦,以示宾客”,量其器度之不广。殊不知公与刘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艰难,人情诚伪莫测,备尝备知。方其独当一面,威负重镇,乍闻西陲降将,而又非创业故旧,衡之国策,岂可不有此一问,以定全面战略之机,何忌之有?至于传称“亮知羽护前”者,盖谓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旧,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轻松游戏之笔,以释其疑。书称“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足以见诸葛孔明与公情谊之亲切,故出之于戏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之举。实非器局狭小之态,洵为君臣朋友相得无间之情事。倘徒依文解义,不究其微言之妙,则其诬也,固亦当然矣!

至若其拒婚孙吴,则在陈寿之传,及典略所载,固已详述。当是之时,公“威震华夏,曹操议迁徙许都,以避其锐。”可见孙吴之议和,仅为权谋而诡计,则公之拒婚,义固当然也。况孙吴前有婚盟于刘先主,而终亦以违亲亲为诡谋,前车覆辙,殷鉴不远。此公固知和亲于吴之不足恃,拒婚于孙吴亦不足恃。公谊私情,两皆无益,当机在局者应所深知,殊非千载以后可轻议得失也。

及其荆州之失,固又出于孙吴之渝信背盟,又复牵掣于故旧将校,糜芳、傅士仁等辈之变志投敌,虽有“间谋”失察之嫌,而古今至诚直道之君子,往往祸起萧墙,困厄于亲信旧谊之间者,史实难以胜数,此所以读史者每为千古人心险恶易变而掩卷长叹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蜀记有曰:

公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江表!

观此,此非公已预知时至,其亦生而神灵者乎!今为辑印此图书,并附论及之。近者,世俗传称,天志易运,民封神榜曰“关圣大帝”,且非民心即天心,神由人兴之意欤!是为序。

一九七八年冬月,台北


陈光棣教授与《泛论中美外交关系》一书

去年(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为应清华大学同学专题演讲之邀请,特别去了一趟新竹。我向来不喜欢记事,更不愿意死记着往事的日期和数字,虽然事隔不久,也早已忘记是哪一月哪一天的事了。那天的上午,洪同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事到台北开会,不能在学校里等我,一切招待的事,已托陈光棣教授代劳。其实,我很怕这些公式化的应酬,什么招待不招待,毫无意思,答应来讲演就讲演,管他那些事作什么?但洪同教授以前与我有过一段因缘,现在他是清华的总务长,更重视礼节,陈光棣教授又是老朋友,很久不见,见面多谈谈,总是好的。

我记得到达新竹站时,已经日近黄昏,华灯初上了。我不认得来接我的同学们,同学们也不认得我,当我自己正要叫车去清华时,幸好来接我的校车上的司机,头脑真够清华,他看我东张西望,像个丧家之犬,便问我是否是到清华去演讲的,我就笑说:“是的。”于是,来接的同学们也知道了,大家半中半西地礼貌一番,嘟的一声,直放清华。

到了地头,光棣教授早已在招待室内,彼此长久不见,见了面,就互道思念之情,如此如彼地嘘寒问暖一番。他和负责招待的同学们,陪我吃了中式的西餐晚饭以后,又上来一杯咖啡,打开了另一面的话匣。据我所知,光棣教授是一个杰出的人才,多才多艺,倜傥风流,兼而有之。但因时间匆促,我们来不及谈风趣,我只关心他的中国史的大著,有未完成。他当时对我说:目前正忙着写一部《泛论中美外交关系》的书,而且告诉我他所写的立意和方向。我当时听了,首先叫好,要他赶快完成这部书。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太粗疏,但可乐于与人为善,而且有激扬别人长处的呆劲,所以特别高兴听他谈著作的计划。如果当天不是被拖上“来讲演”的空架子,真想请他好好地讲下去,我极愿意作他的听众。

事情过去了,又快到过年了,恰好在一九七一年(阳历)除夕的那一天,接到陈光棣教授给我寄来了他的一部巨著。开始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闲书,随手一放,堆在平日惯例的来件中,等到有空时再慢慢地清理。当时,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学说:“这好像是陈光棣教授寄来的新书呢!老师经常说他是很风趣的人,就是他吗?”我听了就叫他替我赶快拆开来看,才知道就是他那天对我讲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新书出版了。因此,我连忙读他的序文——前言,顺便又翻阅目录,一面看,一面情不自禁地叫好。那个仍然站在我身旁的同学问我好在哪里?我说:这是此时此地,你们这一代青年同学们必须要知道,要先读为快的书,好就好在他为你们搜集撰述了应该知道的当代史料,可以使你们温故而知新,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前途,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同时也可以使你们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向来不会替人作书评,而且读了每一本书,都好像无从评起,因此欠的这类文债也特别多。有些因所求不遂,或另有所写的人,因此便拚命骂我是“江湖”,是“旁门左道”。好在我对这些事,已听惯不惊,而且当它是过分恭维的耳边风,殊不知道我连“左道旁门”和“江湖”都不够格。但是对于陈光棣教授这一本书,我却乐意要为它推介,这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事,而且现代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必须要读。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任兴”的一面,只要自己兴趣所在,认为“义所当为”,就不管是非,该作该说的就说就作了,更不要通知光棣教授。——最后,附带说明,陈光棣教授的这部书,据我看到的版权页上所记载,在世界书局可以买到。

一九七二年,台北


陈著《孙子兵法白话解》序

人类世间,既有名器,即起争心。虽曰天人,犹难免与阿修罗战斗。况世运衰降,人心非古,欲弭灾劫,战防岂能免乎!故《易》系传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阴符经》曰:“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虽皆为警世之言,实示唯止戈为武,乃得成武德而全武道也。故吾国先民文化,言武德者皆不离于道。周秦以还,兵家谋略,政法刑名,莫不祖述道德,散为外用。道家者流,阐阴阳而统兵机,老庄已启其契。汉魏以后,凡神仙家言,靡不谈兵。《鸿烈》、《抱朴》,阐其玄奥。孙武、孙膑,亦皆道术之分化,岂能舍道而独言兵事哉!然道也者,广漠无朕,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欲循而无迹,欲盖而弥彰。唯智者神而明之,应用无方,是得自然之智,而知离有离无之用。兵机道术,其揆一也。故今昔名将,虽曰不学,而皆暗合兵法。兵事随时变,随势易,岂固有不变之定法耶?而云暗合者,非法之法,徒以文字言语示之,如斯而已矣。但自战国孙子,有兵经之始,十三篇之说,为世圭臬,历久常新。木立而影见,径辟而途从,后之论兵事者,舍之而无足以立言。犹“六经”之后,违之而不称为学也。故历代之作,荦荦可名,如《孙子兵法十家注》,以及李筌兵书,岂固墨守成规,方得以言兵学,盖亦借石他山,眩目攻错,托古之名而扬新说耳。今者,四明陈君行夫,汇其昔日在美国曾作讲学之《孙子兵法白话解》一书,刊而出之,迨亦寓意笔说,藉露心言。然后乃以知命余年,伏枥而学易矣。故乐其请而为之序。

一九七二年,台北


黄著《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史》前言

我和黄公伟教授认识已有二十六年。黄教授过去在大陆时,曾有党、政、军、学、新闻事业等许多经历。那时虽然我们还不相识,但他的朋友长官们,有些我都熟识,因此也间接知道黄教授的为人,忠厚笃实,治学甚勤。在最近十余年来,我又和他同列教席,相见的机会比较多,相知也比较更深一层。他除了教书以外,便潜心著作,专志名山事业,求之现在的读书人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值得钦佩。

当我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开始创办《人文世界》杂志的同时,曾经对“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连续作过十多次专题演讲。我深深觉得要后来的一代,知道如何“拨乱反正”,需要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历史文化变故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地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想作,但精力和时间都不许可。同时也感觉到论议古人容易,评述今人未免有许多困难和忌讳。所以一再因循,始终没有着手。有一天,和黄教授一起吃饭,在席上我谈起此事。希望这位涉猎渊博的现代学人,能够担负起这件工作。当时,他慎重考虑之后,总算愿意一试。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元月,我又写了一篇《从处变自强说起的另一页》专论,刊载于《人文世界》(见本刊第二卷第二期)。虽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身为现代的读书人,有所见而必须要说的,总要坦陈而出。在这以后,有几位同学对我说:“黄老师正在埋首写那一部书,他说,是您出的主意,真害苦了他。搜集资料,删订裁剪,大费心力。也许这是他关门的著作,完成以后,他想再不写书了。”我听了更加肃然起敬。

去年再度与黄教授见面,他对我说:“已经完成此书,虽然有许多困难,不能尽如人意,但总算大体完功了。”并且要我写一篇文章,留作此事因缘的纪念。我虽谫陋,实也难逃其责。后来我想来想去,毕竟才思有限,另外写不出什么道理,只有把这篇旧作交卷,忝附骥尾,以陪衬黄教授宏著。

一九七二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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