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新航路的发现与西方文明突变的历史机缘是什么?

文明比较 2019-07-07 01: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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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文明的兴起是人类文明走出中世纪的转折点,然而,带领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却并不是穆斯林世界,而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那么,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能够不为自身传统所累?从而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

这是一个涉及文明突变的话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实现伟大的突变,而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却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

什么是传统?在中世纪的几大文明体中,有的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数以千年计的历史传统,而有的却根本称不上有什么传统,如新兴的伊斯兰教文明。即使在几个有着历史传统的文明有机体中,也未必是一以贯之的原生态文明。真正的原生态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则是原生态与次生态文明的融合;而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都属于次生态的文明形式。

相对于原生态文明来说,次生态文明原本是在多种文明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其本质是可变的,这亦可以视为可变性的基础。然而,同为次生态文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又表现迥异。伊斯兰教文明坚持真主信仰和神权专制的不变本质,整个社会无限趋同于神权专制的统一,从而在不变中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强大传统的存在。而西方文明却在变化中不断突破传统,无论是信仰方面还是社会性的权力配置上都存在着可变性的诸多因素。

次生态文明正像是文明中的吸血鬼,她们将周边弱小文明中的各种优秀元素——亦即弱小文明体的灵魂吸收到自身之内,并加以融合创新,失去灵魂的众多弱小文明因而走向死亡。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就这样站立在众多弱小文明的废墟之上。特别地,伊斯兰教文明更是在西方文明之后形成,本身更像是吸血鬼中的吸血鬼,其在系统性的制度化逻辑范式的先进性方面远在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体之上。

这种先进性是伊斯兰教文明大规模扩张的最为基本的条件,当伊斯兰教文明强势崛起之时,在地理空间上与伊斯兰教文明犬牙交错的西方文明就不得不感受到一个强大的对立面的存在。两大次生态文明体的对立,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尽管两大巨人之间轮番地拳脚相加,但庞大的块头却让她们彼此谁也吃不下谁。战争不过是一段时间发生于某些地区之内,然而,两大文明的强势对立却在东西方的资源交流方面产生了持续性的巨大难题。伊斯兰教文明因其不变的信仰与神权,依仗其在东西方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资源匮乏的欧洲来说,正常的商品交易却是须臾不可懈怠之事。西方文明因其资源供给通道受到了阻隔而被迫发生了改变——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在无意间撬动了资本主义与理性科学的双重杠杆,从而推动了西方文明发生了不可遏制的伟大突变。

在东西方之间原本有三条贸易通道,北部经小亚细亚、黑海、里海至中亚细亚;中部从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至波斯湾,再从海路到东方各地;南部经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红海,再从海路到东方。11—15世纪,从阿拉伯、印度、中国来的商队把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运到叙利亚,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再转手从叙利亚贩往西欧各地。香料是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商品。在香料最为匮乏的时期,香料甚至一度与黄金等价。作为一种名贵的奢侈品,香料贸易不仅运输方便而且利润极高。因此,谁控制了商路,谁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然而,随着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1475年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土耳其人切断了北部的东西方商路。另外两条商路被阿拉伯商人控制着,商品经阿拉伯商人转手后要提高8—10倍甚至高达20倍以上的价钱。

欧洲人为何对香料贸易如此痴迷?历史学家虽然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但并没有得出真正合理的结论。香料对于欧洲人来说,可能在饮食烹饪、医疗保健、防腐等方面有着特殊的用途,此外还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行为有关。自古以来关于香料的离奇传说,也大大增强了人们在精神上对于香料的依赖程度。当然,除香料外,还有米、橘、杏、无花果、葡萄干、香粉、药剂和以及棉花、生丝、锦缎等也很受欧洲人欢迎。这些商品作为当时欧洲无法生产而又不可或缺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品,如果价格合理,商路通畅则不会出现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情况。商贸行为本身有着自身的规律可以遵循,但当宗教信仰的因素介入其中,本来简单的商品交换行为就会变得复杂起来。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根本对立,人们之间正常的商贸往来必然受到影响。由于穆斯林商人垄断了南亚贸易商路,伊斯兰政府层层设立关卡征收重税,那些成千上万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商贸活动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的人和码头工人也要从中获得利润或者生活来源,这样就使对于东方资源极为依赖的欧洲人感受到了不可承受的巨大压力。

对于人类文明体来说,物质而非精神,亦即物理性质上的改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伊斯兰文明体的强势崛起无疑加剧了西方人的危机意识,从而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空间革命——从农业文明、大陆文明时代向资本主义文明、海洋文明时代的整体性跨越。


新航路的发现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没有新航路的发现,人类能否进入海洋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

通常人们在提到西方文明的革命性发展方面,都要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运动开始说起,并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新航路的发现作为关键的因素加入其中,这固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就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并不客观,这些并列的因素显然弱化了新航路的发现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两件大事对于人类文明转型升级,进而全面突破传统文明的局限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欧文明的现代化。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民众觉醒和参政的程度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有着更直接贡献的则是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它们提供了欧洲重大的海外扩张所必需的资源和动力。对当今世界历史仍产生影响的欧洲这一扩张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了新大陆。11世纪时,维京人也曾发现北美大陆,并花了大约100年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拓居地,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相比之下,在继哥伦布之后,欧洲各国的人们成群结队、势不可挡地涌入南、北美洲。11世纪和15世纪的这种不同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里,出现了某种发展,它使欧洲能够并急于向海外扩张。这些发展包括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87页)


“11世纪和15世纪的这种不同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里,出现了某种发展并不仅仅是欧洲内部发生的内因性变化,而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伊斯兰教文明的崛起及其在东西方文明成果的传播交流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带来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说,500年里的这些发展是欧洲内部本来就有的一种趋势,即多元族群的创造性借助伊斯兰教文明的对立性作用所带来的变化。欧洲缺乏农业资源和其他手工业商品,与东方的贸易由来已久;文艺复兴运动与欧洲人吸收中国科技,特别是造纸术对于推广文化所起到的作用紧密相关;资本主义萌芽亦与东方科技推动下的生产技术的创新有着极大的关系。在11—15世纪之间,欧洲人与东方的贸易虽然已经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阻隔,但总体上还是畅通的,因此,欧洲人在商路畅通时就难以产生向东独立开辟新商路的心理欲望。或者说,只要经过传统商路输入到欧洲的东方商品价格合理,东西方之间的其他新商路的开辟也就失去了意义——谁也不能保证冒着极大的风险开辟出来的新航路一定具有比传统商路更为可靠的经济利益。

因此,11—15世纪的欧洲发展状况,总体上来说是与欧洲文明同伊斯兰教文明的对立有关,这种对立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大量吸收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科技的成果,由此推动了欧洲的技术进步,欧洲进而借助先进的东方文明改造自身从而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二是由于东西方贸易的价值规律被信仰的力量所扭曲,欧洲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中产生出深刻的危机,从而迫使欧洲人千方百计寻求摆脱困境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

欧洲人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从而重塑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这种对立激发的动力之源正在于欧洲人对于东方资源的追逐。如果把追逐东方资源所产生的实际利益理解为哲学意义上的实体,那么,从实体的时间性、空间性及其运动变化的属性来看,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对于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

人类族群文明总是围绕利益实体这个原子核来展开运动的,无论是神权、王权、族权还是人权的存在状况,都与这个原子核的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从这个实体的角度才能解释一切文明发展、突变或者停滞不前的根源。

西方文明的突变实在是始于新航路的开辟而非500年里的发展,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触动了欧洲文明的核心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新航路的开辟,后世欧洲文明的突变也许就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问题。然而,这个说法可能并非显得那么耸人听闻,因为,有了欧洲人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样一个前因,新航路的开辟就会成为一个几乎可以视为必然产生的一个后果了。

如果没有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文明果真不会产生突变的种子吗?

如果没有实体这一强大的核心力量加以驱动,在欧洲内部自发状态下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理性科学的发展不可能在西方产生体系性的革命成果。人们可以将新航路之前与之后的欧洲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一点。15世纪以前的欧洲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且不说这些变化根本不可能离开来自东方文明的影响,单就变化的速度来说,是极其缓慢的,或者说,它们只是为后来的巨变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新航路的发现是欧洲人在利益实体主导下发生的空间革命,这一空间革命完全可以与公元前2000年来以马拉战车的草原民族发动的针对欧亚大陆上的农业民族的空间革命相媲美。前者引导人类进入了族群竞争的金属时代,欧亚非大陆成为大陆文明主导下的一个整体;后者引导人类进入了实利竞争的资本主义与理性科学时代,整个地球成为海洋文明主导下的人类竞争的大舞台。

为什么只有欧洲人才能主导这场改变全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

为什么同样能够走向海洋的那些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却不能实现文明的突变?

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本身属于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形态,内部资源供给充足,根本没有向海外世界进行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后来的伊斯兰教文明体处于东西方之间,少量紧缺的资源可以通过适量的贸易加以补充,海洋贸易不占主导地位。在这些文明体中,神权、王权、族权、人权体系在权力运作方面已经调整完毕,这些内稳态的文明体比如中国,虽然有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但这种远洋行为明显地与经济活动无关。相反,资源匮乏的欧洲却因伊斯兰文明体的崛起而使自身失去了平衡,对于资源和实利的渴求始终推动着欧洲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新航路的开辟本身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革命,在其背后必须有体系性的力量加以支持才能实现。新航路的开辟引发的革命是深远的系统性社会大变革。在海洋文明时代,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精华科技得到了全面应用,如指南针、火药及造船技术、天文学知识,等等。相对于大陆文明时代,海洋文明本身是高技术的文明模式,直到中世纪后期,人类才具备了走向深海的科技实力。这些技术在海洋文明时代的应用是永无止境的,这又造成了科技发展方面的螺旋式上升在不同国家、民族间无休止竞争的发展态势。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是发现了美洲,另一件是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道路。到现在为止,它们的巨大影响,已经初现端倪了,但是,自这两个事件发生到现在也只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们的深远影响绝对不可能全部显现出来。这两个事件以后到底将给人类带来好处还是不幸,以人类目前的智慧,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个地方联系起来,使他们可以互通有无,互相供给对方缺乏的货物,从而增加双方的生活享用品,促进双方产业的发展,总体趋向似乎是好的。

……

同时,这两个发现的最主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让重商主义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重商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通过土地的开垦改良和耕作达到让国家富有的目的,不如说是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达到让国家富有的目的;与其说是通过农村产业达到让国家富有的目的,不如说是通过城市产业达到让国家富有的目的。但这两个发现的结果,让欧洲商业城市不仅成了给世界极少数地区提供商品的制造业者和贩运业者(这极少数地区,就是经过大西洋的欧洲各个国家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各个国家),而且成了给美洲不计其数的勤劳耕作者提供商品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个地方的贩运业者(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这些地方的制造业者)。这两个新世界就给欧洲的产业开辟了一个比旧世界大得多的市场,而且,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张中。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5月版,334—335页)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东史》[]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9月版

《国富论》[]亚当·斯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5月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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