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8)

书虫子 2019-06-10 18:51:06

 

东印度公司的通信委员会留下了这段大胆的内容。但管理委员会删除了它,直接命令停止雇用属民。在被删除段落所在的地方,他们添上了以下内容:“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些命令的恰当性,我们希望私底下它们能被遵守: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不用再次做出痛苦选择,到底是用显然苛刻的方式行事,还是以商议的方式默许,而这商议不仅没有获得我们的同意,而且事先你一定知道我们不会赞同。”

继续我们弗洛伊德式的或狂野的心理分析幻想,我们在此看见某种计划:将欧洲主人形象制造为一个(妄想狂的——精神分裂的)超我——一个令人恐惧的人物,在他身上,欲望与法律必须一致:如果你们以我们的名义进行统治,那么,我们的欲望就是你们的法律,即便那种欲望还没有被表述为必须被遵守的法律。

我的三个例子以不同方式宣告了:(a)将一瞥而过的陌生人确定为信息的主权主体——作为一种工具的代理人:杰弗里•伯奇上尉;(b)将权利重新铭写为蒙受恩惠——作为帝国主义恶棍之刻板形象的代理人:总督大卫•奥克特洛尼;以及(c)将欲望事先发布为法律的大城市里意见不一的主人:因是公司整体而没有具体名字的代理人。所有这三种人都投入制造“他者”文本——关于土著山区国家的“真实”历史——的工作中。

在批判意识形态和唯理性的三位伟大欧洲思想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中,弗洛伊德是唯一一位在学科制度内进行研究的人,而且真正致力于创立一门制度性的学问。批判意图主体(intending subject)和创立一门“学问”之间的冲突,使得弗洛伊德文本的细微之处极具生命力。因此我们可以为我们在学院学科中从事和制造“有利害关系的”批评的愿望,找到一个较大规模的警告模式。相反,仅是在心理分析内设定一个诊断分类学,或用另一种方法来反对之,不过是忽视了以下事实:弗洛伊德质疑任何这样的方法论表述,即总是用推论这样开始:“我选择,是因为……”

在《梦的解析》中讨论“梦的运作”的经典章节里,弗洛伊德逐步阐明了“多因素决定”这一概念,将之作为在梦——文本中构造形象的原则。在解读梦——文本时,我们无法简单认为文本就是表达,在文本中,表达的动因,完全自我展现为主体的深思熟虑的意识。因此,可以认为,在扩充“决定”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是在这一哲学倾向内工作:它更关注确定——Bestimmung,转向——而非因果关系。当我们试图探讨帝国的帝国主义再现这样一种混杂多个种类的构成时,“决定再现”(determinate representations)这一概念,比“故意原因”(deliberatecause)或“蓄意原因”(deliberated cause)要有用得多。我是出于这种想法,要简略介绍一下弗洛伊德的论述,而不是因为我想将帝国主义制造的文本与一个梦相比较。

弗洛伊德通常会将一个梦——文本中多因素决定的形象,说成是许多决定的压缩:mehrfach determiniert。但是,在“再现手段”这一部分中,弗洛伊德虽然仍然提到多因素决定,但却用了“anders determiniert”(另外决定)一词。梦——文本中的形象的性质,是“由两个独立的契机[Momente]”所另外决定的。弗洛伊德是在任何精确意义上使用“契机”(Moment)这个充满哲学意涵的词吗?在《心理著作全集标准版》中,这一词被译为更为通俗的“因素”(factor)。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弗洛伊德这个文体学家使用正确,那么,另外两个决定梦——文本的独立契机,似乎与意识表象的不同哲学契机相类似。第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愿望实现”,其中,心理作用似乎贴近于一种思考意识,我们通常视为“自我”。就第二个契机而言,当弗洛伊德要处理作用(agency)问题时,他用了“工作”(work)一词来代替。让我们注意他话中的踌躇和实际的暗喻:“如果我们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我们不应该改变这一建立在经验上的主张的意思:梦里的某些元素显示了最大强度,而所有压缩工作都已利用了[die ausgiebigste Verdichtungsarbeit in Anspruch genommen wurde]这些元素的意象化[Bildung]。”谁能知道弗洛伊德对不对呢?我们能注意的,就是他标示出与我们的欲望相似的一个欲望的所在:将一个愿望和一个实际放在同一种思维中的欲望。在我们阅读的文本中,这种欲望就是,不去责备某种庞大的、近乎蓄意的“英国的”或“殖民的权力”,但同时也不假装去理解就是去原谅。弗洛伊德写道:“我们也许会期望,最终可能可以用一条公式,就表达出这一条件[Bedingung]和另一条件(也就是说,和愿望实现的关系)。”他所谓的“另外决定”,并不是指构成了梦——文本的意象的类型,而是指“对所有心理价值的重新评估”。我在所引档案材料里,于点点处处看到了重新评估的话语转变,就此而言,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概念——暗喻吗?

那么,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暗喻作为一种形式的而非方法论的模式,我想要指出,只揭露社会行为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的决定,就是将多因素决定只视为许多的决定。如果我们注意到,垄断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不可还原地造成了阐释和话语的断裂,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决定的基础本身是一种建构:一种“另外决定”。当然,弗洛伊德从未提及帝国主义。但是,“在基础层面上的建构”(与非——本质主义相当不同)这一概念,就在弗洛伊德对“Entstellung”(移位)的广泛论述中显现出来,也就是,在意义的出现过程中被替换为基础。

让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章最后一部分的研究对象:对生产方式的叙事。我们故事中的历史时刻,并不完全符合从半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空间,因为通常认为其正确构造形式只在欧洲被发现。

我们很容易猜测说,在东印度进行贸易的联合商业公司——也称为东印度公司——预示了国家形成和我们如今生存于其中的经济危机处理机制之间的多变关系。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并不是偶然从商业利益转变为领土利益的。(以下事实怎么重复都不够: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如今,金融资本的利益需要国家的去权威化。如果我们只局限于世界贸易问题,就无法充分意识到文理网络的广泛覆盖,以及女性在其中被利用的情况。)

作为事实上第一个大型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遵循着表面看来必然的法则,投入到国家形成的事务中。它制造了一个畸形可怕的国家的丑闻,尽管这个国家在定义上由英国授权,但是它突破了大城市或母国的边界。印度政府是东印度公司政府,印度军队是东印度公司军队,印度重新制定法律的努力是东印度公司在重新铭写法律。事实上,对印度地理的重新绘制,对它的体系的规范化,包括让那些山区国家成为“殖民地”,从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都是由东印度公司来进行的。而恰是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严格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之时,这些活动迸发了新的活力。

诚然,1813年以后,英国国会对教育的兴趣大大增加。要追寻这一叙事,就是要追踪对男性和女性资产阶级的并不均衡的解放与建构。在这些将要纳入帝国的山区国家里,那套叙事开始较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男性为主。这是个不同的故事,是国家形成(它关注边界描绘策略)的偶然进程中一个不合逻辑的片断。毫无疑问,它没有以下这个故事那么重要,这个故事描绘了两者间的曲折关系:皇室和政党一边调节英国国内企业,一边调节对外贸易。而我关注伴随这一过程的必然但也几乎是暗中进行的国家形成。因此,我的论点同样与描绘印度获得国家身份的官方叙事截然不同,它通过被纳入大英帝国,而获得国家的地位。因此,通过增补法则(它似乎既是断裂,也是重复),我们面对的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帝国,而是东印度公司的国家,它是专门建构的,英国在此是表示民族的形容词,而不是专有名词。在此,经济学最后的阐释力量凸显出来,正如当时相对的政治自治导致了随性的治国方针,产生了异常内套的国家内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部分比整体还大。除非我们接受这一阐释,否则就无法理解在关于舍摩国王妃的文本中出现的东西。我并不只是在吟诵东印度公司的简单历史;而此处所谓的女性主义也并不局限于社会性别关系。

标准的印度历史学家只是从印度缺乏国家地位这一角度,分析这一特定的国家形成,而标准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必然不赞同。这再次假定欧洲(尤其是英国)增长模式是毋庸置疑的规范,这种看法只是从国内语境来考虑问题,强调殖民的就是规范的。在此,对历史的叙事化不仅被认为是“它真正所是”,也暗暗被认为是“它应该所是”。

显然,我并非历史学家。虽然对殖民话语深感兴趣,但我还没有成熟的历史学科判断,对我这样一位文学研究者(就像当年远赴艾塞克斯会议)来说,标准历史学家而非创新历史学家更为重要。她没有学术基础进入那样的学科辩论。因此,我选择了珀西瓦尔•斯皮尔,他关注1813年以后对印度地理的相当活跃的重新绘制,并认为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以下事实:“印度领导人的胜利是他自身的胜利;而英国总督的胜利是整个英国的胜利。”从这一点来看,就不难不加怀疑地如此刻画1813年至1818年了:“印度重新开始的时机成熟了。”在此,在一个“非理论的”语境里,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短语“重新开始”,有力掩盖了复兴任务和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的“形成”一个“世界”的计划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被移入我们自身关于“传统”和“发展”的道德困境中。)事实上,即便焦点是英国而非印度,我们也可以认为,那一部分(印度当局)开始改变整体(国内政府)的性质,而不是必然相反。

让我们转向内套的国家使得“最后经济”赤裸可见这一看法。以下是出自另一标准文本的段落:C.H.菲利普斯的《东印度公司,1784——1834》:

任何购买了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都是股东,可以获准参加股东大会。持500英镑股票的股东有权参加“举手”表决;持1000英镑股票的股东可以投一票,3000英镑的可以投两票,6000英镑的可以投三票,一万及一万英镑以上的可以投四票,最多只能投四票。当时一位作家心怀敌意地将董事会形容为“平民议会;不区分公民身份——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行;不在意宗教差异——犹太人、土耳其人、异教徒都行;也不受性别阻碍——不管是哪个性别的老女人”。

有趣的是,“萨克雷《名利场》里的混血女继承人在东印度公司股东名单中也占有三席(三票)”。这一场景,就是“公司保护妇女,保护儿童”这一条款在殖民地所确保的场景。这也是一个事关表现/再现的问题:将她描绘为人物形象,也描绘为代理人。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印度才成为帝国的财产。到那时,我们所谓的“殖民生产”的基础已经牢牢打好了。印度兵变(印度反英暴动)后一年,即185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

由此,在当下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充满冲突的语境中,当年帝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之间冲突日益增长的这段绵延历史,即便不是专治历史的专家,也会感到似曾相识,正如专家提醒我们的,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是对更早些时候两方冲突的迟到补充,一方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行政管理,另一方是国家。英国首相皮特•威廉试图通过1784年《印度法案》来抑制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后者对东印度公司加以控制。我在第二部分所举的最后一个例子就阐明了这一点。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给它的印度总督,说:“你所犯的错误,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你允许那些不在公司工作的欧洲人留在印度。”而作为公司一部分、被认为代表其整体的管理委员会,将这句话替换为:“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些命令的恰当性,我们希望私底下它们能被遵守。”在此,在历史关头,政治(国家)和经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冲突变得极其明显。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超民族的实体,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立起自身的政治领域。它的间接影响溢出了英国和印度,比如,就进入了初生的美国。民族国家,即集权政治权力的专门所在,它的目标是让东印度公司处于自己的意志控制之下,而它最后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预示了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破坏性的、变化多端的、具有生产力的各种矛盾,如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中。要确定殖民主义只是断裂的,还是只是连续的,就需要将多因素决定简化为决定论的一个种类。

然而,东印度公司的个体行动者所能接触到的政治话语当然另有出处。尽管东印度公司的理论家可以通过重农、商业主义和自由贸易这样的经济术语,或用权力/知识话语(特别是在像山区国家这样的“受保护的”民族国家的例子中),将“永久居留”理论化,但是,封建主义话语才最为随手可用。奥克特洛尼写信给总督,秘密商议道:“如果成立一个似乎有统治权的本土政府,它应该有主权的所有可见象征,而这一主权与它跟英国政府的封建关系不相冲突,也会给它一点殖民主体眼中的责任。”

这是封建主义、商业主义和军事主义的精致混合,隐隐预示了新殖民话语的出现。这一混合可以在约翰•亚当写给奥克特洛尼的信里找到:

你要记得,曾有人提议为了公司永久占领卡拉达河谷。这一地区,除了从军事角度看极具重要性外,也有助于贴补英国政府必然会产生的花费……而通常来说,要[他们]履行出于封地关系而对我们负有的所有责任;要确保我们的商人及他们的货物自由过他们各自的地区;或者,要另外在所有地区颁布一份公告保证这一点。

我们早已论述过义务和责任的主题。公告的刊发证实了这些伪伦理要求的事实基础。这些事实被视为建立在封建主义公理基础上,即便关于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学可以表明它们出自帝国主义公理。如今,我们可以说,这些建构“事实”的机制,在正史记录(关于事实的书籍)里被掩盖,而这些正史记录,通过像斯皮尔的《现代印度史》那样的书籍,在普通教育层面被制度性地传授。

东印度公司之所以求助封建话语,是因为他们无法或拒绝承认他们通过侵犯领土而实现商业垄断的原则,此时,这一原则却被当地人当作他们所谓权利的一种地方化做法。因此杰弗里•伯奇这么跟约翰•亚当说:

请允许我指出一种迫害,而且要补救的话,政府一定要付出点代价。卡尔斯(Kalsee)是亚穆纳河和东泽河之间整个国家的市集,而且,也常常有来自葛尔沃(Gurwal)和巴沙尔(Bussahir)的货物。由于当地没有投宿的旅馆,镇上的生意人会邀请商人去家里下榻,而且我知道,他们有种共识,别人不能干预在他的家里进行的交易,其结果是,商人只能听凭他开价,这价格与食宿费用或货物的重量和价值都无关。

伯奇希望通过引入受监督的、公平的衡量制和量度标准,来“纠正”这一压迫。这里,确实是有这么一刻,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似乎有了阐释上的重要性。因为,正如这一片富于争议的领土上,正在绘制新的地图,没有外在经济强迫的剥削被引入。劳动力好像被解放了。但是,对这点来说,分析必须十分复杂。因为,为了控制被不加限制地“解放”的劳动力这一领域(它初步预示国际劳动分工),运用了关于种族的幻想话语,这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解释的事情。在此,我的论点当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例子中,帝国主义不是种族决定论。19世纪的严重问题并不是种族划分。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角度将殖民的界限书写下来,在此过程中,有效利用那个与儿子共守但与丈夫分居的王妃,是对社会性别的复杂运用。

那么,为了将舍摩国王妃建构为知识的对象,我们需要明白,她出现在档案中,是出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领土利益。在前一章中,我们认为,殖民语境并不允许轮廓清晰的“工人阶级”出现。在这一章,我们将从社会性别化过程中的角色挪用这个角度,简单讨论对种族话语的运用。

在讨论舍摩国王妃之前,我必须先说一说罗伯特•罗斯。他从认知角度描绘了山区国家的地理情况。

1789年,罗斯出生于苏格兰珀斯。十六岁来到印度。他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伙。在与东印度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有点随心所欲,不太遵守规则。1854年,他死在好望角,晚景有点凄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小伙,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编纂了一份简略的《塔马什河与萨特累季河之间山区国家的统计学和地理学研究报告》(“Statistical and Ge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Hill Countries Situatedbetween the Rivers Tamas and Sutlej”)。这是一份从道听途说和诠释的对话中建构的“权威”材料,经董事会自己认可下达给孟加拉,后者因此获准“恢复”山区古老王国。而王妃成为一个工具。由此定了这样的台词:根据西方对史实性的定义,来恢复(一位)女性的历史。

罗斯对山区的简略人口统计学分析认为,那里的人都是“各种土著”;锡克族、廓尔喀族和莫卧儿人是“外来统治”的各个人种;这片土地的合法君主应该是印度教首领,不过对他们的出身或血统,罗斯未置一词。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天真的或幻想的具有种族差异的历史人口统计,其宽泛框架与雅利安人对古印度人的说法一致,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质疑了后者。这里重要的是“世界形成”,它是对一种地域描绘的重新铭写,而且,必须将自身(再)表现为毫无瑕疵。我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矛盾,它包含在对一个未曾被铭写的地区的必然的殖民主义预设中。这一令人不安的矛盾清楚显示在:一方面,董事会对罗斯那一讲究种族区分的、毫无根据的历史人口统计学,虽然有一点温和的“建议”,但仍然采纳为“证据”,并最终忽视了“他应该向当局证明,他的细节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特别是他从遥远古代推导出的那些历史陈述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另一方面,他们又警惕,拒绝承认罗斯的报告是“本土”地图。“这一绘图,尽管在本土人手上,大卫•奥克特洛尼爵士也不敢轻信,但却可以给我们一些认识。”

即便罗斯和伯奇希望,通过“没有任何外在经济强迫而榨取和占有剩余价值”(自由薪资劳动),并对土著进行(我们现在会称作)“消费主义训练”(与“提高生活水准”相当不同——他们的口号是“潜移默化地改进人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可以改变“土著主体”,但事实上,他们认可和授权的仍是印度人的首领。七十年后,在威廉斯爵士创作的散文里,可以看到这一授权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昌盛:表现为对种族话语的区分运用。威廉斯爵士的文章虽然漂亮但无甚美学价值,如今被铭刻在牛津印度研究所的门口,最后一句这么写道:“愿雅利安和盎格鲁的友谊与日俱增。”

当然,即便是这种从种族主义角度对印度社会等级制度的挪用,仍然是不对称的。建立英国体系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以下两者间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分离:一边是研究机构的学科形成,一边是“高雅文化”的本土(现在是另类)传统。在前者中,权威学者制造的文化阐释,开始符合教育和法律领域内已计划好的认识暴力。

我这里指出的不仅是1883年牛津印度研究所的建立,也有1784年孟加拉亚细亚协会的建立,以及由像亚瑟•麦克唐奈和亚瑟•贝里代尔•凯思这样的学者所进行的艰巨的分析和分类工作,这些学者既是殖民地管理者,也是梵语事务的组织者。他们充满自信地为梵语学生和学者制订了实用主义——霸权主义的计划,从这点来看,他们很难想到,日后梵语在普通教育系统里受到侵略性压制,而在婆罗门主宰的印度日常生活里,梵语的表述使用则日益“封建化”。历史的一个版本在渐渐建立,其中,婆罗门被表现为与制定法律的英国人一样,也想要制定印度法规:“为了保存印度教社会的完整性,[原始婆罗门的]继承者必须让一切成文,而且使它们越来越严格。这样,尽管有接连不断的政治颠覆或异族入侵,印度教社会仍然得以保留。”

这是夏斯特里在1925年表达的意见,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印度通,最能代表殖民主义生产出来的本土精英。为了标示出权威和阐释(取决于权威的种族等级)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国知识分子爱德华•汤普森在1928年的一番评论:“印度教表里一致……它是更高级的文明,战胜了[与之对抗的]阿克巴和英国人。”还可以看看上世纪最后十年一位英国士兵兼学者写的信:“在印度生活的那二十五年里,学习‘诸神的语言’梵语让我享受到巨大的快乐,但是,我想说,它并没有让我像有些人那样放弃对我们自己的伟大宗教的诚挚信仰。”

让我们回到舍摩国王妃这一例子。在一种种族区分的历史编纂支持下,罗伯特•罗斯描画了每个山区国家“原初的”过时的轮廓,然后标出下一个时期(通常是17或18世纪)的轮廓。他想要恢复每个国家这一第二起源的大概。然而,在这一语境中,正如对阶级结构的论述无法是充分的,从种族区分出发的论述同样如此。

恢复原初面貌的计划并没有应用于舍摩国。当我们探讨舍摩国的时候,我们从阶级和种族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如此我们就处于阴影的阴影下。舍摩国首领卡拉姆•普拉卡什被英国人废黜。表面理由是他极其野蛮放荡。因为对其野蛮的指控是在英国人反对大多数首领的秘密通信中做出的,因此,剥夺他的王位似乎理由并不充分。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他得了梅毒,我想这就是信中所谓的“恶疾”。王妃因此成为她的儿子、幼主法塔赫•普拉卡什的直接监护人,因为王室里没有其他值得信任的男性亲属。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杰弗里•伯奇就与一位来自舍摩国王室的王公杜里普•辛格骑马走遍山区,伯奇极为赞赏他的机敏。因此,之所以必须由孤儿寡母来掌控舍摩国,是因为随后舍摩国将要“被瓜分”(一封秘密通信如此清楚地说道)。舍摩国整个东半部必须被立即吞并,而这一切最终将确保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路线和边境不受尼泊尔侵扰,并得以调查“开通商业通道”的可能性,这条道路将“经过布萨尔(Bussaher),到达雪山上国家”。

这就是王妃作为一个个体出现在档案中的原因;她是国王的妻子,是伟大博弈棋盘上的一个弱者。我们并不确定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她被称为“古拉尼王妃”,有时是“古拉里王妃”。东印度公司高层官员通常称她为“王妃”,杰弗里•伯奇和罗伯特•罗斯则称她“这位王妃”。

因为女性不属于男性范畴,而且,因为王室妇女有着特殊地位,所以我必须再次引用爱德华•汤普森《殉夫自焚》一书中的一些殖民话语。

对早期殖民地印度的妇女名字的最详细记录,是在寡妇殉葬的语境中。有许多殉葬者的名单(她们的名字都被可怜地拼错了),她们的丈夫有工匠、农民、祭司、放债人、文书和来自孟加拉(那里殉葬最为普遍)的类似社会群体。在此框架下,让我们看看爱德华•汤普森对查尔斯•赫维总督评价殉葬问题的赞美:“赫维有一段话,说出了这一制度的可悲,它只要求女性漂亮和忠贞。他获得了那些殉葬者的名字,她们死在焚烧比卡内尔王公的火葬柴堆上:‘光芒皇后、日之光、爱之愉悦、花环、美德、回音、温柔之眼、安慰、月光、相思、心爱、眼波、生于阿布尔、微笑、爱苗、幸福预兆、薄雾笼罩或涌自云端——最后一个名字我最喜欢。’”

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消遣了:将专有名字置换成普通名词,翻译它们,并用作社会学的证据。当我试图重建那一名单上的名字时,深深感到赫维和汤普森的傲慢。比如,“安慰”究竟是什么名字?是“Shanti”吗?读者由此会想到艾略特《荒原》的最后一行。“Shantih”一词带有一种印度套话的标记——普世的《奥义书》的庄严。或者是“Swasti”?读者又会想到万字饰(swastika),这是婆罗门关于居家平安(就如“神佑吾家”)的仪式性标记,却被僵化,被雅利安霸权进行了可耻的戏仿。在这两种挪用之间,我们漂亮忠贞却殉葬了的寡妇在哪儿?这些名字的调调更像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家所赋予的,他是《鲁拜集》的译者,通过翻译的所谓“客观性”(而非社会学的精确性),帮助建立了对东方女性的某种刻画。当代法国哲学家或享有声望的美国南方公司的董事会,会随意收集一些人名并翻译它们,依上述判断,这些被翻译过来的专有名字证明了他们强烈支持建立一个天使和圣徒的神权统治。

与这种傲慢侵犯妇女名字形成对照的是,我们手中有东印度公司谨慎保存的公司的每一个实习生的洗礼记录。如果没有洗礼证明,就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合法证明确立其身份。但是,用一个头衔及模糊的名字来称呼舍摩国王的妻子就足够了,因为她只服务特定的目的。根据第一份契约,“行政权在王妃手中,而政府宪政官员则服从伯奇上尉的控制和指导,后者听从代表英国政府的大卫•奥克特洛尼的命令,国防要移交给英国政府”。

王妃只有两个举动被记录下来。她遭废黜的丈夫被驱逐出境后,他的另外两位妻子(因害怕她们图谋不轨而将她们送至别处)立刻要求回到王室,王妃同意了。不久,她又想起丈夫很久以前与婶祖母争吵,就拨了一笔养老金给她。王妃很狡猾。她拨出900卢比,但最初只答应给700卢比,因为她知道婶祖母会要更多。因为这些事情关乎花销,所以被记录了下来。奥克特洛尼这么写道:“伯奇上尉有必要时时强行干涉王妃的行为,让她处理起事务来不那么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在破败不堪的王室里,远离毫无疑问家长制的、放纵的丈夫的权威,她突然在自己家里受控于一位年轻的白人男性。这样的例子必须放在我上文描写的世界的“世界形成”的认知暴力中来理解。因为这也是在本土空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真实”历史的异族代理人。这里没有浪漫故事。王妃夹在家长制和帝国主义之间,处于典型的困境中,作为她的主体——孩子的代理人,她被“封建”转手给“现代”,这一交易将建立历史性。

然后,王妃突然宣布想要殉夫。我们无法指责杰弗里•伯奇对王妃这一举动的报道太过仁慈。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这件事通报给德里的殖民官员时,不得不采用一种充满情感的语言:

这位王妃看起来对她的丈夫全心全意,从以下我跟她早些时候的一次交谈,您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时她说“她和国王生死同心”,我由此推断,她这里暗指自己想在他葬礼上自焚。所以我回答说,她必须打消这样做的念头,将爱奉献给儿子,为他而活。她大意是,这是天命,而她不能听从违背天命的建议:所以我认为,她已经下定决心要殉葬。

接下来,伯奇述说了对她私人生活的一次特别操纵(我意识到在此语境中引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会有些问题。让我们假设这个词就是指在本土家长制和殖民政府的“利益分割”中被控制的一切):“如果政府可以授予我一个合适的职位去干预此事,阻止王妃实现她的意图,我将很感激。干预此事的最好办法可能是当场阻止她,但是我觉得如果政府能授权我行动,我就会感到莫大的荣幸。”

这一章结尾将分析婆罗门对寡妇殉葬的论述:从《梨俱吠陀》声称这种做法拥有权威开始,经过训诫性文本《摩奴法论》,一直到16世纪及之后的合法认可。我致力于得出这个结论:寡妇殉葬是对女性的主体——形成的操纵,通过一种建构的对女性意识的反叙事,进而是对女性的存在、女性的幸福生活、好女性的欲望、女性的欲望的反叙事;所以,既然殉夫自焚并不是强制寡妇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一被认可的自杀行为,可以悖论性地成为与众不同女性的能指。我认为,不列颠忽略了殉夫自焚的空间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而将妇女建构为屠杀的对象,于是对她们的拯救将可以标志出:在这一刻,从国内的混乱中,不仅可以产生一个公民社会,而且它也是一个良好社会。在家长制的主体——形成和帝国主义的客体——建构之间,作为女性的有性别主体的自由意志或能动力这片领域被成功抹去了。

对女性“主体”来说,印度教家长制话语内的被认可的自我献祭,用另一种呈现方式赞美了选择行为,也消除了未被同意的自杀所附带的“堕落”后果。通过对有性别主体的无情的意识形态生产,这样一种死亡可以被女性主体理解为她自身欲望的一个突出能指,大大超越了寡妇行为的一般规矩。寡妇殉夫并不是仪式规定的定文。但是,如果寡妇确实决定这么做,逾越仪式条文,那么,要临时反悔就违反了一种特殊种类的忏悔的规定。在这一做法被废除之前的时期,一位英国小警官必须出现在每一个寡妇殉葬现场,以查明其“合法性”,并试图说服她们放弃这一决定,而这决定相反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对自由的选择。在关于自由的两个互相冲突的版本中,活着的女性主体的建构,被彻底摧毁了。

那些年,不列颠也通过咨询印度学者和祭司,认真考察殉夫自焚的合法性。(结果,在拟定废除殉夫自焚的法律时,再次运用了野蛮印度人相对高贵印度人这一种族区分的话语,在这种话语的表达中,后者跟英国人一样,同样对殉葬做法很愤怒。)

显然,王妃并不容易受这些针对殉夫自焚的举措的影响。拯救她并不能提供一个建立良好社会的传统主题。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雅利安人权威的恢复,原住民的原始无产阶级化,这互相冲突的两者的结合,早已满足了那一要求。因此,无法赋予王妃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伯奇要求她为儿子而活;而她则从家长制形成的内部出发来回应。不能允许她进行甚至是“合法的”殉夫自焚,而且因此,也无法为她咨询印度学者,从固有的家长制出发给予合法认可。在她的情形中,印度学者必须被迫给出权宜之计。在此,话语表达几乎承担了分析的地位,尽管——如果我们开始好奇“每一个影响和说服[她]的手段”意思是什么——那种自信开始动摇。

以下是总督秘书给殖民地长官的信:

所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吸引了总督的极大注意。英国政府通常不用权威干预与土著民众宗教偏见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考虑到,这一做法尤其适用于处于王妃这样生活状况的人……这样的考虑必然会影响政府……王妃所处情境的特殊环境,以及她在国王法塔赫•普拉卡什年幼时期一直管理舍摩国的政治重要性,大大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考虑。因此,当总督无法以任何权威下达命令或强行干涉这一情形时,他热切期望,运用每一个影响和说服她的手段,来劝王妃放弃她的所谓决定。他也希望,她对儿子名下政府的实际管理、她继续发挥与那一情形相符的公共职能的重要性,再加上她和丈夫之间应该存在的实际利益分割,这一切如果用合适的技巧来阐释和表达,并转告给可能会打消王妃念头的印度学者和婆罗门,将会让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服王妃,让她另下决心……总督因此授权伯奇上尉,他可以拒绝将她丈夫普拉卡什的任何消息告诉王妃[以免她想跟他一起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地方],并这样告诉他和王妃本人……监护年幼国王和他臣民的至高责任,必须取代她对丈夫的应尽义务,而在其他情况下,她也许可以变通地、恰当地顺从他的愿望。

(我应该在此指出,“至高”一词永远和帝国权力相关。)在信的最后一行,权威将自己的权力完全授给代理人:“伯奇上尉将据此调停,阻止王妃在未经总督同意的情况下离开舍摩国。”“与丈夫的利益分割”,这是当代贷款诱惑介入夫妻关系的主要做法之一;贷款只拨给女性。这是文化干预的一种多因素决定:资本既抗衡家长制,也与家长制共谋。

但是伯奇上尉真正明白王妃的意图吗?说到底她会不会只不过想和丈夫在一起,离开那个被殖民的、像监狱一般的王宫?如果伯奇错误领会了她的动机和愿望,这就是危险的主体——断定的一个例子:用一种粗鲁但成功的压迫方式,对主体做出判断。秘密交流里接下来的几封信,只表明对国王的进一步流放被推迟了,就好像他们不想考验王妃的决心。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研究过档案记录的人都知道故事的结尾。然而我的确还想再谈一谈我们太过熟悉的这一现象,来指出完成这一熟悉功能的“排除”模式。当历史记录被建立后,谁被排除在外?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想到那些小心谨慎列成表格的实习生名单,对生产历史描述来说,他们的存在被认为足够“合理”。而只有当帝国生产的空间里需要王妃时,王妃才会出现。

我没有接受过档案研究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资。我在《皇家驻外代表记录》、《印度管辖区记录》、一套《秘密董事会申诉》和《孟加拉会议记录》中,查阅了大量跟印度有关的政治通信和秘密通信。在这些通信中,没有王妃的踪迹。在废除王制的时代,皇室的寡妇殉葬不过是件小小的尴尬之事。

从学术角度来说,故事的结尾平淡无奇。我发现,相当有可能的是,王妃最后是自然死亡。殖民历史学家通过常规调查也可以获得这一发现。但是我想在这一“平凡”上多停留一会。我想问,是什么并没有得到学科隐含部分的足够重视?那些部分之所以被隐藏,只是因为它们的典型性太为人们耳熟能详,从而使那些致力于拯救恢复知识的人没有任何兴趣。我想详细阐述这一点,因为在用解构方法研究主体、关注结局的伦理意义时,福柯让我越来越意识到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细节的重要性。(我早先对福柯在他最后转向之前的研究路线并不满意,在本章的中心部分,我尽量不受这种情绪的干扰。)

当它发生时,历史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在被延缓——被区分的行动“整体”中、人们的被区分——被延缓的“认同”组成的。当我们在这一复杂层面上讨论,试图领会最不复杂、最不自觉的存在方式,它的难以达到的亲密时,是寻找王妃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不引人注意的零零碎碎,最富于教育意义。我所说的并不是这样一种历史书写:它关注日常生活的客观细节,而非仅仅关注对宏大事件的叙事或知识分析,尽管这确实是很大的收获。我所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能够关注那些细节,它们为日常生活而拼凑出一个表面连续的自我。这也许就是历史书写的局限。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一种书写是“史学家的”而非历史的。而为了做到这一点,福柯最后与作为年表的历史保持距离。德里达则保持着对偶然性的兴趣,而在对上述连续性的必然生产中,这种偶然性必须得到控制。

这些不仅是书写舍摩国王妃历史的问题,也是书写一般的历史的问题。悖论的是,对边缘历史的修补恢复,是一种经验教训,不仅让我们可以审视对女性的历史胜利的书写,也可以审视对历史的最为霸权的阐释。直到完成充分研究,这才仅仅是修辞策略。或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就是最有力的修辞,致力于研究语言碎片之间的沉默,从而看清什么将作为意义而运作,而避开只充满噪音的沉默。而这“直到”标示出一种逻辑上、而非编年的将来,这种逻辑在系统研究无法企及之处,说明了自我的日常意义所支持的东西。我要强调这些界限,所以简单提一下那些被渐渐淡忘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重新按常规描述王妃去世的消息中,这些描述毫不引人注意。必须记住,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说明,我展现出逻辑的修辞局限,而这些局限通过拉起警戒隔离线,反过来揭示了修辞性的暴力局限。没有人可以“展现”它们,或者说,展现(它们)就是再现。也必须记住,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印度小喜马拉雅乡村地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威和管辖结构。要试图确定王妃的位置,我们也许会在西方正史的边缘区域探索,但我们其实并没有身处边缘女性所处的语境。(那一与众不同也许并不必然是指革命进程的早期阶段;它也许与不同的伦理有关,我们若在此探讨将会过于离题。)

第一步就是去纳亨,舍摩国现代地区政府所在地。与那些档案不同,在档案中,过去早已被消化为历史书写的原始材料;在纳亨,过去是记忆的过去,它在不同的主体内在关联中,以不同的方式构成自身。这是文学试图从修辞上捕捉的消逝,也是常规“历史小说”试图否认的东西。前殖民地中的后殖民性,它最吸引人的一面就是前殖民和后殖民连续体的沉淀,但强加于上(并不充分)的一种启蒙知识使这一连续体断裂,而启蒙知识本身又在18和19世纪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歪曲了。生活在英属印度之外的舍摩国遥远山区的普通村民,被这一断裂重新——编码,他们被侵犯而非被授权。独立印度将所谓的选举政治的标记和农村地主阶层的经济重组,强加在现代喜马偕尔邦(舍摩国是其一部分)的这片“落后”地区之上。从法律上来说,舍摩国的所谓皇宫不复存在。然而,一个相当普遍的悖论是,在殖民势力下,这座皇宫却更为强烈地感觉到自身的“皇室”性,它以欧洲模式,甚至以欧洲人对“土著”国王的认识,来书写自己的构造。这一重新划定疆域的自我表现,其历史就源于法塔赫•普拉卡什统治时期。这位末代“国王”的最后一位大臣于1948年去世,我表现出对他深感兴趣,因此找到了关于这位国王的许多账本、画像和照片。19世纪末,我们开始看到很多王妃的照片,它们是讲述印度国王的电影或萨耶吉特•雷伊《家园与世界》中被解放女性的模型,如今在印度民族主义斗争中,这些女性成为可以动员人民的形象(见第210页注释)。老“家臣”(似乎没有别的合适字眼了)的怀旧之情,便是对这一前信息时代的殖民地“超现实”的感伤。如今住在皇宫里的是国家立法机构的一位代表,他似乎完全投入到后殖民对“民主”的重新编码和重新划定疆域中,就像他的高祖父曾经对文化政治能指“贵族”所做的一样;两人都误打误撞地关联着欧洲的社会形成。而我的王妃则站在这一殖民/后殖民(不)连续性的前历史的阴暗边界上。可以援引她做例子,因为她是法塔赫•普拉卡什的母亲,而他被书写在历史中——历史是按西方模式来理解的。但是她不会被铭记。

我去过纳亨很多次,每次都不得不在一个网络中选择支持哪边,这网络让人想起好讼而非好斗的《曾达的囚徒》。法塔赫•普拉卡什这边的血脉最后是女性,如今是斋浦尔的年轻王妃。幼子这边的男性后裔则居已名存实亡的王位。但斋浦尔的大王妃正在争夺这王位。

斋浦尔是西北印度一处美丽景点,著名粉石宫殿旅馆的所在地,是英属印度最负盛名的前土著王国之一。于此,我们必须想到全球都市精英的不断跨国旅行。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界限在上层发生移动,尽管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如今流行的印度民族主义。只要在当代印度语境中考虑古拉里王妃,就会引出那个爱好诉讼的世界主义精英斋浦尔大王妃。我的说明顶多可以标示出断裂的、消退的、殖民的不连续性。

事实上,作为诉讼的结果,修缮加固的旧皇宫被妥善锁藏。感谢斋浦尔代表的好意,我在这皇宫里住了一晚,这里就是舍摩国王妃在杰弗里•伯奇监视下生活的地方。夜幕降临,我被反锁在宫内,因为案子尚未判决,牵涉诉讼的任何一方都不该在场。皇宫作为一个空间,被彻底写入英国民法,以及英国人所编的印度法(合法性和继承权)。宽敞的外屋让人想起《远大前程》里描绘的一些恐怖场景,牢笼般的内屋天花板低低的,前部难掩粉刷痕迹。

这一非学术描写中所包含的叙事悲情,与批判哲学的严谨做法相当不同。但是,绝对他性在延异上的侵染(甚至连说出这些话也是将它们与其他东西区分开,这当然不太可能),让我们可以模拟表现对他者的责任,不会让这种悲情就此消退。当我通过一系列侦探举动接近她的住处时,我在模拟一条未知的、推进的延异路线,一种我如何无法了解她的“体验”。这里没有什么不寻常,因此没有人认为它值得一提,值得注意。

这座皇宫是这一延缓和差异的传奇。在南边,经过开放的露台,就在那下面,一眼望去,是喜马拉雅山脉连绵的山峰。欧洲关于崇高的话语让我停下脚步,由此我又想到了歌德非常喜爱的五世纪宫廷梵语诗人迦梨陀娑,两者王妃都接触不到。东边是妇女居住的两层翼楼,没那么高,灰泥墙上的百叶窗现在被永远锁上了,毫无疑问那是王妃的住处。我被安排在男性居住的翼楼内,这是19世纪新添的一栋建筑,里面,落地镜失去了光泽,真人大小的画像品质平平。两栋翼楼之间是一座卡莉女神庙,被一棵巨大的菩提树环抱。我从小就加入了信仰卡莉女神的教派,在此,我自身的意识形态形成让我停下了脚步。信仰卡莉女神是与所谓孟加拉复兴交错在一起的东印度的一种现象,显然王妃接触不到。这里没有资料——我此次参观的表面理由,当然,也没有王妃的痕迹。再次,我想要接近,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总共去了纳亨五次。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在第一次去纳亨寻找皇宫的时候,我去了那些不通公交车的山区。腼腆、勤劳的妇女在山坡上捡拾树叶和青草等喂羊。她们对王妃不可能有什么历史记忆。而且,她们从历史上就远离文化帝国主义以及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更替,后者将王妃的后裔卷入它的历史潮流和旋涡中。她们是乡村属民,是女性主义的真正对象,与处于危机和抵抗中的都市女性无产阶级极其不同,她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放弃人类学田野考察在知识上对她们的重写,直接接触她们的日常生活,那么,真的,我说明她们生活目标所花的力气,将远少于我在历史中徒劳捕捉王妃的踪迹所花的力气。这是理解的令人熟悉的局限;当解构工作指向它时,我们为什么要抗拒呢?

对印度妇女的发展研究告诉我们,这群妇女,这群没有组织、没有土地的女性劳动者,是超级剥削的对象之一,在这一剥削中,地方资本、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纠缠在一起。我必须考察我所能获得的统计数据,来研究喜马偕尔邦是否也落入这一范畴中。经由那一超级剥削,这些妇女被带进资本主义逻辑,带进危机和抵抗的可能性中,而且,悖论的是,对此的质疑也更为容易了。的确如此。她们不是任何统一的“第三世界妇女抵抗”的一部分,后者是基于资本逻辑的一个概念。这是对帝国主义“道德运气”的戏仿,我也由此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公共汽车途中经过水泥工厂。王妃再次隐退。

我在一个“另类”记录里找到了王妃,这是为了祭司方便而做的最简死亡记录。舍摩国皇宫的祭司都住在哈德瓦。在他们的家中,过去不是记忆的过去。事实上,那里没有过去。“书籍”是长卷,每一卷都非常相像,都是以死亡作简单句读而“发布”的某类“鲜活当下”。羊皮纸记录历史的长河始于何处?你可以通过考察正确的素材,或让自身成为一种素材,做出一种学科性的“历史”回答。但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源头,因为可以找到的最早书卷是从历史中间开始记录的。王妃并不是殉葬而死。她死于1837年,而她葬礼所需物件的单子,表示她的死亡是“正常的”。

英美理论界的朋友认为我对王妃的追踪太过关注“历史现实”,而太少关注“理论”。我对这种批评仍然深感困惑。我希望,再一次的解读能够说服他们,我所关注的是如何编造对所谓历史现实的表达。

在这一认识系列的另一端,是批判思维的守护者,他们询问“什么类型的社会可以建立在”“语言虚无主义”之上?他们用粗率的、“基于特定旨趣”的解读,简化出一种与解构相关的“语言虚无主义”。一种细心的解构方法,会重视调查者自身的共谋关系,由此置换对立,而不是颠倒对立(比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我提醒读者,我对弗洛伊德的运用就是一个警示范例。这种解构方法并不希望在社会的建立基础上发挥作用,相反,它希望成为讨人厌的吹毛求疵者,与“批判”“思维”保持距离,就像她标示出“写作”与对历史的书写之间的距离一样。“德国哲学”也许教会我们思考伦理主体,但帝国主义却利用女性,通过“解放”她以使自身合法化。

那么,我们就遵循这样一个假设:生产方式叙事之外的女性,标示出学科历史的书写中渐隐的那些点,尽管那些点在模仿“书写本身”,即痕迹(谁的痕迹?什么的痕迹?——我们被错误地要求去询问这些)的足印时,在揭露这些痕迹的同时也在抹去它们。如果就如詹明信指出的,叙事生产方式是最后参照,那么,这些女性在那一叙事中没有被充分表达,或无法被表达。我们可以作为摘要附上她们,但我们根本无法领会她们。被附身的可能性,被缠身的可能性,都被强加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强硬合理性这一做法所切断。或者,为了梳理马克思理论而非遵循詹明信的观点,生产方式叙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是根据对价值的最有效、最抽象的编码(即经济)而建构的。因此,重复之前提到的直觉,对我们来说,难以找到书写这些女性生命的基本价值编码。这些编码只能在价值的总体或扩大的(起起伏伏的)模式中被衡量,从一个理性主义角度来看,这模式是“有缺陷的”。当我们将这些女性阐释为人类学描绘的一般例证时,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这一重新转写在认知上是断裂的。

作为一位让解构方法为解读服务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我更关注那些难以捉摸的人物,尽管我当然也非常有兴趣去阐释那些与生产方式叙事步调一致的女性,她们是参与者/抵抗者/受害者。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药毒”的关系(与毒药延异的药物),那么这些难以捉摸的人物标示出药物或毒药都无法完全捕捉的因素。事实上,她们只有死亡了,才进入一种为我们而存在的叙事,她们才可以被描绘。在她们日常生活的节律中,这一难以捉摸性令人熟悉地上演着,或未上演着,因为在行动中躲避证实并不一定是种表演。我关注这些人物,因为她们一直给我们恢复过去的技术强加最高标准,尽管她们并不是以我们的理性主义方式来判断这些标准。事实上,因为她们超出我们的努力,所以她们的判断也不是我们意图获得的东西。遵循德里达的某种表述,也许我们反而应该说:她们作为对不可能的体验,是正义的形象。

在这一部分,我将关注这样一个人:她想要被恢复,她在用她的身体书写。就好像她通过将身体呈现为一个书写单位,试图跨越死亡来“说话”。在档案中,古拉里王妃只在被召唤、被需要时,为了殖民资本,作为被迫的能动者/工具/见证而出现。她是淡隐之“更为纯粹”的形象。这位女性试图加入反殖民主义的(男性)能动者,他们是未受胁迫的意图主体。她在一百多年后出生于加尔各答,懂得什么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有效编码。预见她(虽然是无心)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产物,古拉里成为话语形成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这一话语形成间接启动了将“印度”定义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这民族国家是国家——作为——意图的奇迹化所在,而“印度”一词只有作为“解放”的对象时,才能得到清晰完整的阐述,然后可以用来建构“身份认同”。古拉里王妃身处这一进程,试图在极端中成为决定性人物,却在正义无法判定的女性空间里迷失了自己。她“说话”了,但妇女们未曾、现在也没有“听见”她。在探讨她之前,我先要说一大段离题的话,在其中亮出一些决定性判断,这是几年前为探讨她的神秘,我大胆提出的看法。

不管这些思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我都是通过以下手段来获得这一力量的:出于政治上的利益,我拒绝承认无法判定的东西,并将自己欲望的基本预设推至极限,只要它们还在我的掌握范围内。这一分三步走的步骤,既可以应用在最为坚决的鲜明观点上,也可以用在最为反讽的话语中,它阐明了阿尔都塞如此恰当命名的“否认哲学”(philosophies of denegation),以及德里达在心理分析面前所谓的“断念”。在近期对主权主体的大部分批判中,质疑研究者所处的位置,仍然是种毫无意义的传统做法。尽管我试图彻底探测自己立场的不稳定性,但我知道这样的姿态永远也不够。

8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些极为激进的批判,这是出于利益想要保存西方的主体,或保存作为主体的西方的结果。多元化的“主体——作用”理论常常为这一知识主体打掩护。尽管欧洲作为主体这一历史,被西方法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叙述,这一被隐藏的主体却假装自己没有“任何地理政治的决定论”。而对主权主体的更为公开化的批判,实际由此宣布了一个主体的诞生。为了论证这一结论,我将分析这一批判的两位伟大开创者的一个文本:《知识分子和权力:米歇尔•福柯与吉尔•德勒兹的对话》(“Intellectuals and Power:A Conversation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最终,就像一些“第三世界女性”的批评将工人阶级女性的团结斗争浪漫化了一样,这些拥有文化领导权的激进分子,也赋予工人斗争完整未分的主体性。我的例子在这两种路线之外。因此必须先花些时间研究拥有文化领导权的激进分子。

我选择历史上两位行动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友善交谈,是因为它拆解了权威理论生产和随意对话之间的对立,让人可以一瞥意识形态的轨迹。(就像研讨会一样,谈话是泄露思想的地方。)早先在其他章节,我曾评价过他们在理论上的卓越。这章事关另一种学科错误:以历史的名义讲述生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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