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麦哲伦等欧洲航海家用的是郑和的航海图

红论古今 2019-07-06 01:06:03


如果说在1500年之后,世界上果真存在过韦伯所说的“宗教的理性化”运动,那么,与韦伯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只好说:“宗教理性化”改革运动,不是率先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家族和宗族制度实质上是经济制度,家规、乡约的基本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性的。家和族首先是劳动分工协作的共同体。——怀着庄严的、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和心态经营家计、特别是经济生活,这种所谓“实事求是”的宗教,可以说恰是明代以降中国文明的实质,它特别表现在发生于江南富庶城市地区(扬州、泰州和苏州)的“心学”思想之中。


事实上,与贫困、落后的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明朝,确实就是一派世俗生活的光明景象,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这样写道:

 

1404年,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


1421年2月2日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使节和统治者们,麇集于“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惊世骇俗的航海技术制造的超级巨轮载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28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此项殊荣,但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被邀请,只是由于他们作为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尚不入流.[①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文中所提的“巨轮”并非夸张之词,因为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英宗时代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的世俗日常生活的完美象征。


与韦伯所描述的不同:“世界的发现”也与新教伦理的精神作用没有关系,因为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Jr指出的:要想“发现世界”,欧洲那些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知识只会起反作用,对于“发现世界”而言,“精神”的力量毫无意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天文学和地图学的世俗知识,具体地说就在于绘制地图特别是海图之技术以及历法技术的先进,而在15世纪唯一拥有这种先进技术的是中国人。[ ① 丹尼尔·布尔斯廷·Jr:《发现者》,吕佩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当欧洲开始航海的时候(1470年),这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航海在人类历史上本来就没有任何开创意义。


布罗代尔提出了假如“郑和船队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的假设,但是,他却并非是唯一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英国皇家海军出身的“业余历史学家” [ ② “业余历史学家”系加文·孟席斯的自称。]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通过阅读大量航海历史的资料,又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将已被明代道学家焚毁了的郑和当年航海的路线图再次描绘了出来。据此他确定:中国人确实绕过了好望角,到过非洲西海岸、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且进入加勒比海和科蒂兹海;1421——明成祖永乐十九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35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的时间,比麦哲伦出生的时间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于欧洲三个世纪;他的研究使得郑和成为完成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孟席斯说,他的新理论的形成也源自于一次“意外发现”。即他偶然发现了1428年葡萄牙人的一张海图。该海图相当准确地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岛屿的位置。尤其是,图上还标明了好望角的位置(而众所周知,葡萄牙人是到1498年才发现好望角的)。孟席斯的研究最终表明:这张海图只能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和地理知识来绘制的,[ ① 参见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言部分。] “如果它不是由欧洲人的上帝绘制的话”。据他考证,这张航海图是从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达·康提那里取得的,根据这张海图,西方航海家在出发前就对目的地的航行路线有了事先规划。孟席斯因此提出疑问:在不断宣传欧洲人独立发现了新大陆的500年间,为什么没有人解释过欧洲航海探险家当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海图?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需要大批大型的船只才能完成测绘工作,在当时又是谁能绘测出这种海图?他得出的答案是很自然的,——当时拥有世界最大船队的只有中国人,是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完成了远程航海,是他们而不是“上帝”绘制出这些海图。孟席斯研究显示,郑和的海图大约在1428年前后由尼古拉·达·康提带到葡萄牙。此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和英国航海家库克都曾使用这些地图的复制品,孟席斯奔波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找到了这些海图的各种抄本。他还证明:事实上,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都曾在日志或书信中承认,他们拥有航海图,因此,在出发前都已知道自己的航线。


像“资本主义”一样,“科学”也被韦伯和桑巴特解释为西方“理性精神”的产物。但是,我们也确实早就应该像布罗代尔那样问一问:究竟什么才是“理性”呢?布罗代尔说,当他们(韦伯和桑巴特)声称“这种理性在其运动中孕育着现代国家、现代城市、科学、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他们究竟想说什么呢?一句话,他们想说理性与科学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都是上帝和物自体的产物。正如孟席斯所讽刺地指出的: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


Copyright © 国外旅游攻略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