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我所认同的经济价值观--原则与常识

海外情报社 2020-03-25 07: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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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真问题,凝聚正能量


编者按: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很多人都是持悲观态度的:一线城市的楼价以神经质般的速度增长;股市时不时地出来抽个风;实体经济的日子貌似也不怎么好过……再联想前面十几年我们过的好日子,很多人都禁不住想问: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单单看某一项政策,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一个部门都是不够的。当经济建设中的所有问题都情不自禁地将矛头指向“常识”与“原则”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也许这样的经济价值观才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指引。


编者看了一些文章,最认同秦朔先生的观点,索性就全部贴出来给大家欣赏了。

上篇:不必为失速而叹息,要为原则而坚持


     秦朔朋友圈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已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准备参观2016年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obile World Congress),接着还要和充满新闻热忱的深圳卫视团队一起到欧亚几国采访“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继1月美国CES之旅后我又一次出长差,目的是以更广阔的视野服务广大读者。


一年之计在于春。2月19日,有两个重要的论坛举行,一个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一个是黑龙江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主题是“企业家:信心与动力”。去年我去了亚布力,今年参加了50人论坛。


为什么说这两个论坛重要?先说50人论坛,按照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樊纲教授的说法,它完全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术组织,目的是使一些学者能够经常交流沟通,而不像美国的总统经济委员会那样是政府机构,也不像法国总理府搞的“经济40人”和德国科学院的“智人团”那样多少有些“官方色彩”。可是看看论坛中像刘鹤、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杨伟民、陈锡文、马建堂、易纲、江小涓、吴晓灵这样的名字,谁会认为,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学者的学术影响?


再看亚布力,经过多年积累,它已凝聚起一些最闪亮的中国企业家的名字,这个每年正月十五前举行的论坛往往会在企业家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去年的明星是当红的雷军,今年是马云和刘强东。



企业家精神与微观主体的平等



应《亚布力论坛》杂志之约,我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富豪到中国企业家——展望21 世纪华商之道》的文章。谁是发展经济的主体和关键?不用争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文章的四个小标题分别是:企业家精神能创造财富,财富买不来企业家精神;中外历史都证明,危机时期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为什么企业家精神比制度环境更重要;扪心自问,昔日曾经蓬勃高扬的内在动力还在吗?



在文章结尾,我写到:“我相信21世纪的全球商业,会进入‘华商世纪’,一大批(注意不是几个)中国企业会成为世界级企业,中国企业家会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家。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即儒、法、道;7 世纪和 9 世纪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如唐诗、宋词、科学发明、书画与理学;在21世纪,我希望中国企业奠定中国在全球商业文明中的辉煌地位。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远见、理想,尤其是对过去不健康基因的反思超越,需要在价值创新之路上永远的追求和奋进。而没有企业家精神,这一切都是幻影。”


在50人论坛的三分钟发言中,我选择的角度是“内容产业的供求变化”。第一,从需求侧来看,2012年到2015年,中国的电影票房从170亿元增长到441亿。中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2012年是753亿元,2015年第四季度就是621亿(易观数据)。相比之下,从2012年到2015年,传统报刊的收入下降了60%以上,在不少地方,所有报纸的利润加总为负数。这说明,不是内容产业本身没有前途,只是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第二,从供给侧来看,内容的供给主体分为两类,国有和非国有。这些年,对于国有的内容生产部门,给予了包括行业准入(不许别人进来)、转企改制企业所得税全免(6年+6年)、定向资助、信贷优惠、资产重估(如上市)等多方面支持,但总体上并没有延缓其财务衰退和影响力下降之势。而对于非国有的内容部门,所给的支持主要就是准入,相信他们,允许他们干,结果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音乐、互联网、自媒体等等就干出来了;第三,内容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微信平台有1100万个订阅号,很多读者订了都来不及看,是过剩,但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生产者各负其责,内容生产也不消耗物质资源。只要生产者没有给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并能自主负责,此类产能是否过剩就无需去管,而且过剩压力下还可以倒逼生产者提升竞争能力和产品质量。最后的结论,在供给侧改革中,微观主体需要什么支持?答案是,不需要什么支持,只要身份平等就行了。


内容产业涉及到意识形态,讲究社会效益优先,但我认为,市场规律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市场,又哪来社会效益?



中国案例:飞信与微信


  我所在的小区,很多家庭的院子都种花种草种树,微信群里大家经常交流的话题也是草又枯了、要换什么草种一类,而在小区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岔路口长的树和草,没人关心,却长得特别雄壮有力。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不娇来惯去,长得最好。自己的院子,草长在院墙里,天天太关心,反而长不好。


50人论坛的企业家理事刘志硕举过一个例子,微信为什么没有在三大运营商那里诞生?他的理解是,我国移动通信代替有线电话的速度是世界奇迹,无线通信网络的投资也是世界之最,但在国有垄断的体制下缺少创新。在微信之前,神州泰岳公司也推出了一款产品叫“飞信”,一度占有很多人的手机,具有微信的雏形。但是由于神州泰岳拥有深厚的“搞定”国有运营商的能力而缺乏自我创新动力,在创新迭代中迅速被微信取代。



而马化腾他们的公司文化是什么呢?他1993年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国有单位工作(如润迅),业余时间不安分,经常“炒更”。1997年发现了源于以色列的通信软件ICQ,决心把它汉化,就拉来同学张志东一起弄,到1999年先后又拉了三个朋友成立了腾讯,是为“腾讯五虎将”。因为缺少资金维持,他们4次想把公司卖掉,出价只有60万(比注册资金多10万)。为拉用户到社区,马化腾甚至自己扮成女生表情来引流。几死一生,最后借鉴了丁磊对外融资的办法,靠改了六稿、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获得了IDG和盈科数码的200多万美元,这才活过来。这种一出生就面临死亡的经历使腾讯不敢停滞,而是不断自我折腾,怕被颠覆,看到外面有什么好东西就“抄”就“买”,为拿到移动互联网的“船票”内部组建了三个独立团队相互PK,这才逼出了微信。


有一种公司文化叫“父爱主义”,就是拼爹的文化;有一种公司文化叫“国际歌文化”,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都靠我们自己。它们基因不同,长出的生命也就不同。



威尼斯案例:为什么先兴后衰


凡是促进自由和竞争的制度,就能带来勃勃生机。凡是走向垄断和独专的制度,就会窒息经济活力。这样的例子在经济史上实在太多。拿近世之初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意大利来说,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格雷夫到阿森莫古和罗宾逊,很多学者都研究过威尼斯的兴衰问题。威尼斯曾是欧洲航运和商贸中心,1330年时有人口11万,为当时伦敦人口的3倍,但14 世纪后却衰退了,这是为什么?


两位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和香港大学的王于渐都曾在《信报》撰文发表看法。他们援引阿森莫古和罗宾逊《国家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一书的研究指出,从10世纪开始,威尼斯就有极为包容的贸易制度,不是贵族的人也容易成为商人,自由贸易,社会流动性很高。威尼斯创造了“有限责任合伙关系”(colleganza)制度,在商业合约中,一个合伙人主要出资,守在陆地上,另一个资金不多但可以出力,出海押货。海运中损失的货价由两个股东按投资比例分担,盈利则按 colleganza 合同分享。这一制度让那些既无资金、又无抵押的年轻人也能出海致富,跻身上游。



与此同时,威尼斯还发展出一套支持商业发展的法律和司法架构,并促使政制日益开放。威尼斯终结了经常插手商人业务的总督制,建立了“大议会”(理事会议)作为立法机构。理事会议的提名委员会负责每年提名100 名新成员加入会议,理事会议还负责建议总督人选,新总督就任时须宣誓限制权力。在开放竞争型经济与包容性政制下,威尼斯的独立司法和经济立法也得到发展,现代银行的雏形也宣告诞生。


但是,当既得利益越来越多之后,理事会议开始趋于保守。对那些通过 colleganza等渠道致富的新的年轻人,理事会议担心分薄现有成员的利益和权力,总想关上大门不再接纳。1286年,理事会议推出保守的“关闭条例”,已有议员身份的家族几乎可以永久当议员,新来者则被拒之门外,连colleganza 合同也遭到禁止。由于不少商人十分不满,理事会议为平息纷争,将议席扩至1500席,但并未改变其小圈子的性质。1314 年,威尼斯索性将贸易国有化,由官方船队包办贸易。1324 年后,个人要参与贸易必须向政府缴纳重税,长距离的贸易变为贵族专利。在不利于自由经济的制度下,威尼斯的经贸重要性日渐萎缩。1492年好望角发现后,威尼斯更无法维持其航运中心的位置。


雷鼎铭教授的结论是,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坚持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胡乱使用权力偏帮某些集团和行业,才是发展之道。王于渐教授的结论是,当贸易国有化之后,封闭、垄断和独专的政经制度,使威尼斯由盛转衰。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上发生在威尼斯的这场以开放而兴、因封闭而衰的“国进民退”案例,仍让人唏嘘不已。



中国不会倒,信心不能倒



2010年,我和当时的渣打银行(中国)首席信息官、澳裔金融家林大卫(David Lynch)交流,那天我们站在30多层的楼层攀谈,他突然指着陆家嘴中央绿地说,Here i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一刻对我的触动是,作为财经媒体人,我们看到的现实更多是金融改革的艰难和种种无奈的妥协,故而常常失望,但外国银行家基于全球视野,却认定中国代表希望,最起码,中国是各个经济体中的clean dirty clothes(脏衣服中的干净者)。我由此写了一篇感想,说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失望是现实的;但我们更应拥抱希望,因为希望是无限的。当然,这一切不是靠幻想,而在于创新与实干。



去年8月11日人民币“闪贬”后,全球市场出现过一轮恐慌性、交叉性下跌。我在8月26日为《第一财经日报》写过一篇社论,题目是“信心不能倒,中国不会倒”。社论说,全球市场危机的根由是,长周期增长动力不足,全球人口增长率下滑导致潜在增长率下移,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制约了需求增长,过去几年过度依靠量化宽松的货币刺激、结构性改革收效微弱,同时“量宽”又不断制造着资产泡沫。试想,全球“真实经济”(real economy)增长乏力,而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却不断创出新高,这可能持续吗?从本质上说,全球市场的调整是势所必然,迟早要来。我们不认为中国因素是“全球利空”因素,事实上,中国能维持7%左右年增长,且经济的可持续程度在提高,恰恰是对全球市场未来的一个支撑。没有这样的中国,全球市场的灾难可能要深重得多。社论提出,在整个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以及投资者、消费者心理的互动性越来越强的今天,如果集体性地丧失信心,任由恐慌蔓延,只会一步步陷入恶性循环。最后,我写到,“中国市场不会倒,经过风雨调整和结构改革,中国经济将更加坚韧有力”。


一些朋友问我文章中的正能量是不是来自25年媒体生涯的导向教育,我不能完全否认,但更多是来自实事求是的判断和研究。比如这几个月,谈到人民币贬值,不少人惊慌失措,想卖了中国资产买美国资产,有人连自己的“人民”也不想做了、要办移民。其实,过去十几年,人民币是世界上唯一对美元大幅升值的国家。50人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力平教授指出,从经济、贸易、投资三个角度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不是第一也是第二。2005年7月19日汇改,美元兑人民币是1:8.11。按名义有效汇率,即使不扣除物价因素,按贸易加权的人民币指数,从2005年7月到2014年4月也升值了40.5%,按照实际有效汇率(剔除物价水平)则升值了50%。这种单边的大幅度升值预期推高了几乎所有人民币资产价格,导致虚业大热,现在适当调整一下,回到市场决定的均衡水平,不仅合理,而且必要。当然,由于汇率“关系万千重”,不可能搞“自由落体运动”,但是,扪心自问,需不需要对中国经济这么没有自信心?!作为全球工作最勤劳的人种之一,我们真的有点杞人忧天了。


来看中国经济2015年的一些现实数据:



GDP总量虽然“破七”,但GDP增量超过0.5万亿美元,仍为全球第一;


经济结构正在改善,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接近2/3,2015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5.6%,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0.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加了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了42%;


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全球领先,铁路运营里程超过12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铁运营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0%,居民出境游增长了12%,境外消费增长了20%,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宗商品的实物量和占全球的份额也在继续增加(原油进口量增加8.8%,大豆进口量增加14.4%);


2015年,中国居民的新增储蓄存款超过4万亿元,自2008年以来居民储蓄累计增加35万亿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5年底仍在3.33万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一;2015年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1262亿美元,同比也增长了5.6%;


2015年,中国每天新登记的企业超过1.2万家,各类众创空间和科技孵化器以20%的年增速度在增长……




中国经济的问题多不多?多。严重不严重?如果继续下去会很严重。但是,中国经济不是无药可救,不是老年病号,而有基础,有潜力,有希望。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改”决定到最近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问题是要真正改起来,动起来,人人自己努力起来,而不是面面相觑问别人在干什么,问别人有什么政策扶持信贷优惠。恕我直言,在今天这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条件下,如果中国经济搞不好,那不要怪别人,怪某国,只能怪自己,只能是因为我们集体告别信心而选择惰性,集体告别奋斗而选择“搭便车”和多占便宜少干活,集体告别努力创新而选择随意应付、出工不出力。



经济转型升级,原则重于一切


现在谈政策的人太多,谈“民心”的太多,谈经济原则的太少。不按原则办事,不按规律办事,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我所认同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是如同库兹涅茨所定义的,“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基本逻辑是:制度与意识的调整,能使我们朝着促进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努力;进而促进商品和劳务提供能力的提高;进而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经济界乃至全社会都要仔细体会、凝聚共识的“制度与意识的调整”。当中国的人口、资本、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约束性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出现递减时,毫无疑问,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支持知识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创新、向管理要效益,等等。改进资源配置,就要打破对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如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垄断性分割、身份分割、用权力分配资源,等等。


只有通过旨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劳动力都有积极性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生产性劳动,从事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努力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创造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所谓“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就是要符合“创造大于消耗”的原则和“净现值”原则。前者是说,我们整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力量要大于消耗财富的力量,要让创造者、劳动者得到正面激励。后者是说,一种投资,只有当其收益率高于资本的机会成本、净现值为正时,才是值得耗用资本去投入的。



我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担忧是,资源配置原则、供求均衡原则、创造大于消耗原则、净现值原则,这些能够保证健康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原则,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通行,有些地方扭曲得还很厉害。今年头两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都创造了历史上的“天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产出的比率(M2/GDP ),其势头直逼2009年“4万亿”最为蓬勃时的第三季度的情况。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其中的一些特殊性,比如因为存贷比限制取消,很多银行表外资产回归表内;因为人民币贬值预期,很多企业将美元计价债务转为人民币计价债务,等等。但我有些恐惧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怕短痛的意识,可能瞬间消失,继续通过“放水”来促增长。须知每一次“放水”放的都是“债”,当一个社会的新增经济产出和企业利润无法覆盖债务负担时,那会发生什么呢?


我也担心,结构调整中的短痛不要化为巨震,调整确实要有“度”,要有底线。但是,如果我们的结构改革要选择一种人人开心、至少人人安心的“无痛疗法”,像小孩子玩游戏那样,我在经济学中找不到这样的捷径。相反,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下篇:常识也许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指引

2月20日北京飞巴塞罗那参观移动通信大展,再到德国小镇金根参访中集集团收购的德国最大消防车生产企业齐格勒,现在我在慕尼黑机场准备飞米兰。这趟欧洲之旅,仿佛又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微信上的国内世界,吵吵闹闹,烟雾弥漫,大家真的太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了。而身边的世界,人与自然非常和谐,虽然经济、社会问题也不少,不过非常安静,大部分人就是好好做一份工,好好生活,即使失业也可以好好生活。


我们都希望过好生活。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向往的是安静的书桌、不断的学习、行万里路的交流,加上独立的思考。但现实里,有些是非争议,你想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如何生活。



简单系统、复杂系统与蚂蚁世界


  “什么我们建一个大型钢厂很有经验,而搞一所好大学很难?为什么我们扩大城市的规模很有经验,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很难?”这是前年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聊天时他提出的问题。



在本科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张朝阳看来,我们在简单系统方面很擅长,而复杂系统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简单系统的特点是封闭可控,系统内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很弱。其思维假设是,存在一个完美均衡的世界,就像一个盒子,输入一套指令它就开了。简单系统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因为效率很高。


而复杂系统的特征是,系统内的个体都有一定的智能性,会对局部信息做出“自适应”的反应,比如股民买卖股票、出租司机根据路况做调整。复杂系统的元素数目很多,且存在强烈的耦合作用(Coupling)。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内部还有很多子系统,而且有不同层次与规模(multi-level & multi-scale),子系统之间在互动中共同进化(coevolving)。


简单系统就像部队的一个班,有班长,条令明确。复杂系统则像生命体,像大学,像城市交通,像无数人汇成的市场,它有秩序但常常又是混沌的。就像蚂蚁王国中的每只蚂蚁,研究已经证实,它并不是根据“国王”的命令来统一行动,而是根据同伴的行为以及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行动。


复杂系统的思维假设是,通过众多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和自我学习调整,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会提高,自组织程度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高级。复杂系统和自组织里的“秩序”,更像是教堂里的无形氛围,它并不是某个谁谁才拥有的“超强大脑”,而是一种平等、默契、共守的意识和准则。复杂系统的动能,依赖每个独立个体对局部信息(因为没有谁能拥有全部信息)所作的真实反应,以及相互间的作用。秩序,存在于真实反应和互动中。


我和你,从个体来说,都像一只蚂蚁那么微小,但神奇的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一些强大的本能,让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存活。我们群集而居,小而精悍,非常恋巢;我们相互合作,明确分工,寻找食物,照顾幼体;我们的身体能发出“信息素”,交流沟通;我们脚爪里的强大肌肉能让我们举起超过体重100倍的重量;我们是建筑专家,也是超级记忆专家,视觉参照物一记就是一生。我们是复杂无比的系统,也是能够灵活响应各种环境变化的进化过程。



事实上,只要遵循着自然的、普遍的规律,我们就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春夏秋冬,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我们自会适应,就算一开始没有适应,也能马上学会适应。这是常识。但正是遵循了常识,大道无言,却让复杂系统有条不紊。



经济规律并不复杂


 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也有很多常识和规律支持着人类,在最近几百年里创造出之前几千年累积起来也远远不及的价值。权衡取舍、机会成本、边际、激励、贸易、市场、劳动生产率,这些观念没有多么复杂,但却造就了那么神奇的物品、服务和生活。你想生活得更好,就要生产得更好。你要生产得更好,就要不断进入能有更高产出的部门,同时在竞争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哪里是更好的部门呢?这要靠价格信号去引导。亿万农民工仅凭一句简单的召唤,“这里能多挣钱”,就不远千里迁移到加工生产线、建筑工地和物流环节中,就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信号在起作用。



在我看来,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每个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在真实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努力创造更高的产出,为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非要用另外一种逻辑和体系,结果只能是吃苦头。


比如粮食问题。楼继伟说,“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被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粮食问题当然不是纯粹的市场逻辑就能解决,但市场逻辑是基本逻辑。大家都指望财政部那里减税,但如果财政支出中有大量补贴,有很多支出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和社会价值,楼继伟管的钱袋子出多进少,哪有什么减税空间呢?除非大搞财政赤字,相当于向所有人征一道“通货膨胀税”。



再比如汇率问题。最近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讨论十分热烈,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言论背后的假设也是“贬值等于不好”。这和经济学常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从根本上讲,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基础,如果劳动生产率能相对地快速增长,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就会相对提高,本币对外币的价值也会相应上升。中国从2005年7月19日汇改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差不多有50%,升了那么多,已经把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价值完全体现了,甚至过度体现了。因此,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只要对比一下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就很清楚,非要硬挺,其结果就是央行要花大量外汇储备,卖出美元买进人民币。根据余永定、张明等学者的测算,2015年这笔开支就超过5000亿美元,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三个月内,中国的外汇储备每月缩水接近1000亿美元。如果短期资本外流没有减缓,央行继续干预汇市,外储将继续缩水。



汇率也是一种要素价格(虽然更为复杂)。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允许更大空间的自由浮动。同时向社会讲清楚为什么要浮动,以及人民币贬值的空间并不大。中国还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也没有完全放开资本账户,浮动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这是合乎常识的做法。就像一个人,午饭吃得太饱,晚饭应该少吃一点,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说你不能少吃,你还要固定吃多少。何苦充这样的胖子呢?人民币贬一点就“国将不国”了吗?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转型需要新范式,核心就是按规律办事


 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2002年7月,我在《第一财经日报》连续写过5篇短文,总体为《转型需要新的思考范式》,核心就是希望按经济规律办事。今天来看,依然吻合现实。故缩写如下,也是我的经济价值观:


【计划手段很难得到好果】


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稳投资”又要“防止增加新的过剩产能”,既要扶持中小企业又要防范金融风险……类似讨论随处皆是,给人左右为难、颇为无解的感觉。 爱因斯坦尝言,“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办法靠制造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来解决”。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崇拜”粮食产量,各地亩产大跃进、竞相放卫星,最后却是三年灾害;80 年代“崇拜”工农业总产值,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值上得很快很大,最后却是大量积压、 “三角债”如山、银行坏账惊人;90年代后,各地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又把不计成本、不顾代价、不考虑能不能持续的“GDP 崇拜”推到一个新高度。



谁都有问题,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成为加剧问题的诱因。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遵循市场规律和客观条件,不是在市场的自然演进中适度予以调节,而是主观先行,越来越依赖政府之手去配置资源,产业方向、区域方向、投资方向、补贴扶持与转移支付方向,都由政府说了算。稳增长、稳投资是为了稳就业,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项目,对就业能有多大带动?与其增加此类产能,不如通过就业方面的稳定基金和对劳动力培训的补贴,对失业群体给予基本保障,同时着力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和素质,创造新人口红利。



对问题企业和危机企业,一定的政府帮助有其必要性。但凡是危机皆由政府出面解决、甚至用财政和政府信用兜底的做法,很不可取。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已基本成型,如《破产法》“对于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的情况,已有明确 规定。这些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如果形同虚设,我们实际上就还是在走“大政府包揽一切” 的老路子,政府就算累趴下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总体上说,市场是一个灵活的、快速响应的、迅速调整的自组织演进生态,而机械的、 主观计划的手段,即便出自好心,却很难得到好果。


【提高GDP的财富转化率和带给人们的幸福程度】


一个GDP总量逼近全球第一的国家,为什么国人还要争着移民、送子女去海外读书?GDP不完全等于社会财富,而拥有财富才能安心幸福。


GDP 是一定时期(如一年)社会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是流量概念,反映每年新增的这部分产出的总量。财富则是存量概念,是每年产出的 GDP 存留下来、积淀下来的总体价值。一个社会只要拼命生产,GDP 就会增多。但只有当更多产品和劳务能够沉淀 下来,转化为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才会感到踏实。 比如,著名的“城市良心”——巴黎下水道工程,历时 100 多年建成。当初这个工程每年都创造 GDP,同时它经年不衰,又转化为能持续发挥作用的社会财富。在发达国家越是历史悠久的庄园、建筑,越是昂贵。它们早已不产生GDP,但却是财富的象征。而我们呢,大兴土木令GDP增加,由于设计不合理、质量不过关、规划不科学,不断拆来建去,又使GDP增加,但这个过程,往往也是损失财富的过程。如果 GDP 增长快,但财富得不到有效累积,我们也会感到不安。如果GDP增长慢,但却具备可持续的价值,人们也会感到太平。



GDP的创造过程,应该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累积。所以,不要再给自己那么高的增长压力,“以速度论英雄”;我们要思考的,是提高 GDP 的财富转化率,提高 GDP 带给人们的幸福程度。好的发展,一定是更经济、更有效率、 更贴近人和服务人的发展。


【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相关的“价值构成”】


不妨做个假设——今天,即时通讯工具QQ、搜索引擎百度和还在亏损的新浪微博突然都消失了,中国人的生活将会怎样?几乎无法想象,也无法度量其损失。但若以收入来算,2011 年腾讯公司284亿元的收入,只相当于中国钢铁企业排行榜第34名的水平(第33 名为江苏西城三联控股集团,收入287 亿元);2011 年百度公司145 亿元的收入,只相当于钢铁企业排行榜第55名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的水平。那么,如果中国的钢铁企业少了几家,会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是,减少一些过剩产能,整个行业日子会更好。当很多地方为GDP 数量殚精竭虑、大干快上、盲目硬上时,可能没有想过:GDP不一定越多越好,相反,一些GDP产出不大的公司、机构、工具和服务,和人们生活的联系会更紧密也更重要。一部好电影和好的电视节目,可以让数以千万的人好好享受生命中的几个小时;类似“网络公开课”、“谷歌翻译”、“维基百科”那样的产品,因为免费几乎不产生 GDP,但它们却构成了亿万人“学习型生命”的一部分。


很多中国人热衷于买房子,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让心灵充实的“房子”, 精神丰富的“房子”,生命成长的“房子”,能力提升的“房子”。他们囤的房子越多,被物役成“房奴”的程度越深。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只能说明,我们在那些和人的发展更为相关的精神、文化、知识、健康、传播、自由、潜能、环保、幸福等等方向上,发展得还很不够。这些领域的 GDP 虽然不高,却因为带有“正外部性”和“循环转移价值”,可以发散出无数和生命连在一起的温暖与光芒。


如果能加强从GDP角度到国民幸福角度的思考,努力提高经济中和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相关的“价值构成”,则我们不需要太高增速,也能享受好的生活。



【努力改革创新,让下降曲线变得平缓】


要实现转型,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GDP的财富转化率和价值含量。我们也不能再走牺牲环境、滥用资源的生态赤字型道路,不应再走竞争条件不平等、基本保障和分配不公平(如城乡、区域、劳资、国企民企等)的低包容性道路。



从另一个角度说,探求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的新发展道路,也是因为在客观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呈下滑趋势。资本贡献对中国 GDP 增长的作用已出现递减。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降低,使人口红利正在衰竭。最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过去 30 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半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余来自技术模仿带来的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管理的加强等等。随着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模仿红利”也在收缩。


如果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则我们能做的,不是用行政手段扭曲资源配置,生硬和低效地去刺激;而是要追求发展方式的好和优,同时努力改革创新,让下降曲线变得平缓。比如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延续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教育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通过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可以让资源向那些有着更高产出效率的地方和部门转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转型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当中国的人口、资本、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约束性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出现递减时,毫无疑问,真正的出路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支持知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向管理要效益,等等。而要转型,就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资源配置原则。必须打破对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如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垄断性分割、身份分割、用权力分配资源,等等。

——供求均衡原则。要使得产品和服务的供方,能自由便捷地开展创造活动;要使产品和服务的需方,易于得到想要的满足。供求双方的信号传达应该畅顺,供求之间的交易要有 法治化的信用保证。

——创造大于消耗原则。要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使一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力量大于消耗财富的力量,必须使创造者、劳动者得到正面激励。

——净现值原则。一种投资,只有当其收益率高于资本的机会成本时(净现值为正), 才是值得耗用资本去投入的。


总言之,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力量都有积极性,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生产性劳动,努力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的时候,经济增长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问自己,我们的行为符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我想就会形成更多的共识。你是在创造社会财富,或者是为那些创造财富的经济主体提供帮助?还是在消耗社会财富,或者是给那些财富创造者制造各种麻烦、束缚和不公平待遇,让他们心情不爽、精神不自由,给创造设禁区、让市场交易无法治保障?你占用了经济的资源、社会的成本,有没有取得经济净福利和投资净现值?这就是常识!少讲空话,少讲大话,只须问自己,你的行为合乎不合乎经济常识?!



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就是最大的政治


  2009年起,我在关于“中国经济的下半场”的多次演讲中呼吁,中国要将自身的潜力现实化,必须在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四个维度上恪守一些基本原则,具体包括:


在政府层面,坚持“有效管治前提下的最低消耗原则”;

在市场层面,坚持“健康运行前提下的最大活力原则”;

在公民层面,坚持“责权利对等前提下的最大自由原则”;

在社会层面,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最大包容原则”。


由此出发,我所认同和坚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思想是:发扬企业家精神,焕发内生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持续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而要落实这样的思想,又涉及到“竹林”宜养不宜砍(对民营经济,要自由进入、平等竞争、稳定预期、减轻负担、保护产权),涉及到国有经济再调整(增加公共分享,2010年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只占全部利润的5%左右;从“国有国营”进行市场化改造,转向混合股份制),涉及到去除权贵之手(grabbing hand),涉及到建设统一市场和贯彻法治原则,等等。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基本想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



在这篇长文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究竟要为怎样的生活方式去生产?


我想借用中国领导人的话作为结束——


“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 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习近平2012年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除此之外都不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已授权,所有的鲜花与掌声请献给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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