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画《丝路山水地图》的前世今生

爱天涯 2019-12-01 1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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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来历

中篇:争议

下篇:历史

《上篇:来历》


央视狗年春晚如期上演,在特别设计《国宝回归》中,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件意义非常的国宝,历经数十载终于回家。它就是创作于明代的《丝路山水地图》。


对于旅途上的行者来说,没什么能比一幅地图更实用。在浩繁卷帙的史料中,直观的地图往往具有更强的视觉吸引力。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地图既具实用性,又有艺术性。


今天,一起来了解这件国之瑰宝的曲折经历和价值,重温丝绸之路的荣耀辉煌。


经历:拂去蒙尘见真颜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原藏于明朝内府,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所以以此命名。


图名所谓“蒙古”,是指16世纪尚称雄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的甘肃嘉峪关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因此“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就是原名。


整幅地图采用中国古地图的传统方式手卷式绘成,幅宽59厘米,长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由于整个地图用青绿山水画法绘制而成,所以一直被藤井有邻馆当作清代佚名青绿山水绘画作品收藏,秘不示人,日本学界也无人知晓此图。


2000年,该地图由收藏家易苏昊先生斥巨资购回国内。2017年,世茂集团又以1.33亿元从藏家手中收购,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鉴定后,认为该地图应当为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花费了8年时间专门研究此图,基本弄清了该地图的基本情况。


研究表明,这幅气势恢弘的《丝路山水地图》约绘制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1524—1539)之间,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该图还是明代以西域为表现内容的各种地图的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代学者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所编纂的《陕西四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


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蒙古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


图上所标注的地名均为方块汉字,但绝大多数地名都不是汉语,而是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亚美尼亚语地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内容:彩绘地图的典型代表


《丝路山水地图》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


这幅规模宏伟,绘制精美的《丝路山水地图》,足以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地图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图相媲美,说明在16世纪初期,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古代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一种是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所倡导的“计里划方”形式。


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飞跃。隋唐时期,制图之风大盛,隋代的《区宇图志》,唐代的《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海内华夷图》等著名地图相继问世,可惜今日无传。


第二种是采用山水画的形式,如明万历十八年所绘《河防一览图》等。


中国古代地图大多数以山水画的形式出现,因为中国古代山水绘画与地图绘制同源,绘制地图时常常不讲究科学性与准确性,特别是一些尺幅涵盖较大的地图,因此一些绘制精美的地图甚至被列入艺术品,如唐代学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收录的《洛阳图》等。比较实用的地图如军用驻防图等则比较准确科学,如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张绘在缣帛上的汉代地图,距今已2100多年。第一幅图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第二幅是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从图面来看,它们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制图传统,地里标识相当精准,表明当时地图的绘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在缣帛之上作画始于先秦时代,到两汉魏晋时期,缣帛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首选材料,而其主要形式就是卷轴式。彩绘地图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明清时期依然比较流行,这幅《蒙古山水地图》就是典型代表。


技法:主流青绿山水画


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从嘉峪关到天方的数千公里山川道路均用大青绿山水技法绘制而成,图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城邑都画成中国式的带城门洞的四方城墙,城墙上有垛口,个别城邑画有中国式的城门楼,如哈密城;城中还画有象征民居的房屋。一些重要的建筑或地名,如撒马尔罕城外的著名的天文观测建筑望星楼也画成中式建筑。


图上山川秀美,林木葱茏,道路逶迤其间,将一个个都邑连接起来,每个都邑的上方或旁边基本都标有汉文地名。


《丝路山水地图》的画面中虽然没有画出反映各地风土人情的人物、动物形象,以之为母本的明代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和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却画了很多的人物、动物形象,其中出现最多的是阿拉伯伊斯兰教长袍装束的人物形象,因为这个广大的地区在15世纪中期已经基本伊斯兰化。


画面中的人物或手牵骆驼,或背负行囊,或骑马行走,或席地而坐,面前放着酒壶和酒杯;或在树荫之下乘凉;衣服则有红、白、绿、赭等色,有的地方还画有伊斯兰风格的野地帐篷,有人物出入其中。相关的文字材料则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


《丝路山水地图》的绘画艺术水平十分高超,其绘画手法是明代中期盛行一时的青绿山水画法。青绿山水画法从唐代开始发展,至宋代达到高峰,到明代虽然已经是末流余波,却仍然在宫廷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


《丝路山水地图》主要用矿物颜料石青、石绿绘制,用大青绿画法,着色浓郁,装饰性强。因为使用矿物颜料,虽经历数百年而色泽鲜艳夺目,几乎不减当年。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一个创造了无数奇迹的朝代。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当时的航海奇迹,为我们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全面反映了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而这幅规模宏大的《丝路山水地图》,则生动反映了明代中期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各位看官,请把手机横过来欣赏 

(地图较大,请让图片飞一会)


注:上篇篇内容信息来自丝路遗产(ID:IICC-X)、微博@春晚 等。




《中篇:争议》


   地图颇有质疑 


“《丝路山水地图》艺术价值其实并不大,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古地图方面。”对于在2018年央视春晚亮相并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丝路山水地图》,知名古代绘画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今天上午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采访时表示,从现场观看的感受,他认为这幅画并非如一些报道所言是明代中期的画作,“我感觉是一件清初的画作。”


一些学者也对这幅长卷的名称及所涉及地理知识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对澎湃新闻表示,这幅画作原名《蒙古山水地图》,拍卖时改名“丝路山水地图”不无勉强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丝路的名称在后,缘自德国人的命名,也是因为其中反映这幅画在交易过程中各方面急功近利的心理。”


在2018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故宫博物院接受捐赠的《丝路山水地图》重新呈现在国人面前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目前公开的报道称,这是一件佚失已久的明代青绿山水画地图,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2017年,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1.3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村教授此前曾受拍卖公司委托研究此作,并认为是明代中期的画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林梅村先生的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商榷。


地图更名的争议 


有人分析,我们姑且不追究画作真伪,假定这地图的确是明代作品,则可以判定,该画作根本就不是要表达丝绸之路的内容。


原因很简单,因为地图上出现了嘉峪关这个名称。嘉峪关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1372年);明朝是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的汉民族国家,西、北两面均是蒙古帝国庞大的残留势力,为明朝的死敌,明朝与西域各地根本没有正常的贸易往来,自西汉以来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到了明代已经寿终正寝。



也许有人会强辩:这是明代人怀念丝绸之路的作品。然而,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起点为长安(今西安),而这幅所谓的《丝路山水地图》的起点却是嘉峪关,明显对不上号。


另外,如果是一幅怀念丝绸之路的地图,则地图上一定会展现各地的风土人情,而这幅地图从嘉峪关到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麦加)上万公里,沿途描绘了两百多个城市,却全部是典型的中国山水,与明代同时期类似西域地图会画出带头巾牵骆驼的人的风格大相径庭。


很难想象闭门造车到这般无知、拙劣程度的怀念作品会被宫廷珍藏。这幅图被宫廷收藏,定是有他用。  


既然这幅地图不是什么“丝绸之路”的山水地图,那会是什么地图呢?


新闻“国宝背后的故事”已经道出了端倪:据说地图的题款被人裁去,曾有收藏者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如果这幅地图名叫“蒙古山水地图”,就好理解了。  


明朝面对蒙古帝国遗留下来的庞大势力,不得不建起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最长的长城,嘉峪关也是明朝最西部抵御外敌最重要的关隘,而这个最重要的关隘,也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被崛起的吐鲁番满速儿汗攻破。


这个时候,明朝将包括嘉峪关在内以西的地方统称为蒙古,将这幅地图命名为蒙古山水地图,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网上信息可查,这幅图在2013年以前就叫“蒙古山水地图”。  


既然是“蒙古山水地图”,就与丝绸之路风马牛不相及。


众所周知,蒙古帝国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政权,蒙古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屠城无数,据传共残杀包括汉人在内的全球人口高达2亿,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帝国的版图当作促进人类商业文明进步的丝绸之路山水地图,岂不被人耻笑?  


如果它是蒙古山水地图,那就是“蒙古山水地图”,不要妄称什么“丝路山水地图”。


中国政府的确于2013年提出了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内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但在和平为世界主流的年代,完全是为了推动沿线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目的。将残暴的蒙古帝国地图来指代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地图,这是要政治进掮,还是因无知而抹黑呢?


地图流拍 无人问津 


如果一幅山水画似的地图名字叫《蒙古山水地图》(原图题签),显然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因此这幅地图虽然早就出世,但一直乏人问津,直至2013年7月一篇发表于《海洋世界》的文章,题名为《中国古代地图的华彩乐章——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才第一次将《蒙古山水地图》改名作《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作者“亮宝楼”,此文是作者在知网上能搜索到的惟一作品。


亮宝楼的惟一作品


几乎与此同时但略早,保利拍卖会上这幅图被摆上了拍卖台,也改名为 《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不过很不幸,此图流拍,无人问津。



于是这幅图开始了在全国的巡展,计有河北、新疆、嘉峪关、敦煌等多地,本人就是在敦煌见过此图真面目,以及林梅村先生本人),具体新闻一搜即得,不再一一贴图。


从《蒙古山水地图》更名的背后 


曾经出版的《蒙古山水地图》图书,当时仍未改名《丝路山水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此前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


此名源于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此前的报道称,该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绘于缣帛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原本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 局部


这幅古地图大概在民国初年,被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买走,之后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且被当作清代山水画卷,秘不示人。


直到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在馆内偶然发现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这幅手卷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从风格上看,或是明朝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为此,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耗资以“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征集到了这件《蒙古山水地图》。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 局部


2017年,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1.3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11月30日,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将《丝路山水地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为了尽快确定这件作品的身份,易苏昊、樊则春邀请了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从艺术风格方面作出初步鉴定,认为这幅地图应该不是清代物品,至少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图由东向西的起止点分别是嘉峪关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范围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上所描绘的路线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标注名称的211处地点采用的是音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要想考证出它的具体年代及内容,不能仅限于傅熹年先生单方面的鉴定,还需要必须是熟悉中国古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学者来求证鉴定。


2004年初,购回手卷的拍卖公司辗转找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村教授,达成了专题研究协议。林梅村接受委托,开始着手研究这件“青绿山水手卷”。林梅村其后在“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上做了题为《明代中叶<蒙古山水地图>初探》的报告,正式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并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作品。


也有一些学者昨天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样接受拍卖公司委托所进行的研究与考证,当然不排除其学术意义,但究其主要原因,还得看到其背后的利益驱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认为,除夕在春晚听到丝路山水地图的节目不觉一惊,因为这个地图之前听过,已经觉得荒唐,但限于小范围,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辩正,“作为一个专业从业者,纠结一晚上后,觉有必要正本清源:一,丝绸之路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后为学术界接受,我们的一路一带战略就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的。明代地图用后世的概念命名,何谈逻辑?二,明代疆域范围请参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对澎湃新闻表示,从《蒙古山水地图》改成《丝路山水地图》是有些文不对题,但从中国古代绘画的命名看,也有结合后代热点话题重新命名的前例,改名虽然有些勉强,但是可以成立的。


 到底是明代中期画作还是清初画作? 


林梅村在研究认为此画是明代中期的作品,他认为:

第一、地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关以后,但是该图不见长城第一墩“永兴后墩”,则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图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叶。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 局部


第二、从艺术手法看,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寻味的是,地图上的嘉峪关竟然和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们发现这幅古地图有两个明嘉靖年间的刻本。其一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赵廷瑞、马理等人纂修《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为《西域图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无名氏《陕西四镇图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从这两个嘉靖刻本看,我们所见《蒙古山水地图》只是这幅古地图的三分之二,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今甘肃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一共211个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由此推测,《蒙古山水地图》原图的地理范围从甘肃嘉峪关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长达40米,很可能是明宫藏图。


《虎丘图》明 谢时臣  纸本设色 波士顿美术馆


第四、这幅山水地图,受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大山川为主。林梅村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当是明代中期的吴门画师谢时臣。林梅村说:“从明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图》显然被人剪裁为两半,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也就是说,这幅西域地理地图,原长40米,现在看到的只剩30米。撕毁古画的愚蠢行为,是古董商的惯用手法,以便一幅画卖两幅画的钱。”


最后,林梅村给予这幅地图价值极高的评价:“《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相当重要,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科学知识。这幅地图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欧洲中世纪《加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宮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Kangnido,1402)相媲美,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余万字的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录了地图全貌。在专著中,林教授通过考据进一步扩展此前的结论,另外发现此地图除了两个刻本之外,还有一个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抄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


不过,对于林梅村的研究,丝路研究专家、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馆长张晓东2016年在《西域研究》上发表论文,对林梅村的结论提出商榷。他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时间应在明代弘治之后,最晚时间不会晚于 《陕西通志》 的刻印时间嘉靖二十一年(1542)。


张晓东同时对林梅村先生认为 《蒙古山水地图》主要取材于吴门画师李泽民所绘《声教广被图》、洪武年间绘 《大明混一图》、明初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明初傅安的西域见闻录等提出不同意见。


他认为,因 《蒙古山水地图》是内府用图,绘制时参阅 《声教广被图》、《大明混一图》和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等图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从图中地名、山川、庙宇及城池数量、形状、开门方向、方位等标注和绘制的详细情况来看,仅参阅上述图籍并不能完成 《蒙古山水地图》,此图的绘制有可能依据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在绘图之前已编纂完成。


又因 《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 《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附有 《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多数地名、山脉、河湖在 《西域土地人物图》上都一 一绘,故推定, 《西域土地人物略》源于绘制《蒙古山水地图》之前编写的文本。


由于这一文本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只能从 《西域土地人物略》推测其内容。文本的编写当是政府行为,编写人员由政府组织抽调,这些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


而一直致力于宫廷绘画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则从画风与目鉴等方面对“澎湃新闻”表示,这幅画或非明代画作,“或是清初画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 局部


《归汾图》 明 仇英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古代艺术”透露,对于这幅画作的具体绘制年代,目前故宫其实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学术界也仍存在争议,这也是正常的表现。鉴于这一画引起的巨大关注,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希望故宫召集相关方面专家,对此一画作进行了一次集中深入的鉴定或研讨。


注:中篇内容信息来自澎湃新闻及其他网络来源整理。




《下篇:历史》


《丝路山水地图》是真文物还是赝品?这是今年春晚最大的争议之一。如果最终被证实是伪造赝品,那恐怕是开创了三四十年春晚空前之恶劣先例,自不待言;但此事之所以掀起那么大争议,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春晚上把这幅图从原名《蒙古山水地图》改成《丝路山水地图》,而且声称此图显示历史上丝路终点是麦加,这就是非同一般的胡扯与蓄意误导了。


且不说原图还有10米散失,终点应该是君士坦丁堡,而非麦加这个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的地方;且不说此图留存部分显示的西端节点是在波斯湾地区而非麦加;……仅就历史而言,中东在两千年来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也不是中西贸易西部终点,而是讹诈性的中间环节。


中西国际贸易商道西端不是中东,而是欧洲。中西国际贸易发展史本质上也可说是打破中东垄断的发展史。


即使在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中东的分量也远远够不上充当我们一带一路的端点,因为他们在全球实际GDP中只占6.7%(中国占17.8%),在全球货物服务贸易出口中只占5.9%(中国占10.7%);……


回顾半年前这篇文章,可以把春晚《丝路山水地图》真伪之争看得更清楚。


原题目:国际贸易史上的中东垄断与反垄断


前言:

在杭州余杭参加2017中国服装高峰论坛,明天要讲一场。今天上午参观艺尚小镇,下午听会,颇有感触,别的国家都在进步发展,有的地区则是经济上沉迷于垄断寄生收益,政治上沉湎于内斗。发出这篇文章,抒发感慨。

本文原本是给《中国金融》杂志刊发,但删节太多了,今天放在华盛顿邮报中文网全文发出,链接:

http://www.washingtonpost.cn/?c=content&a=show&id=3376;

这里发出原稿全文。

2017.9.28


也许是因为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也许是因为人文社会特征,在国际贸易史上,中东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商户、政府格外追求垄断性暴利,也格外擅长制造、维护垄断,擅长索取垄断性暴利。纵览千年国际贸易史,中东先后三次占据国际贸易垄断地位,前两次均被彻底打破,当前我们或许正在见证其第三次垄断被打破的进程。


一、两汉时期中东的国际贸易垄断及其崩溃


第一次垄断是西元前后时代波斯/安息、也门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特别是也门对红海—印度洋水路贸易的垄断,时当中国两汉时期。


当时,中国/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取道“肥沃新月地带”的陆路,以波斯/安息为中介;一条是通过印度洋前往印度的水路,以今日之也门为枢纽中转。


特别是扼控红海—印度洋峡口、与东非隔海相望的也门,印度洋季风每年2月至8月间为从非洲吹向印度及远东的西风,随后转为东风,借助地理区位和定期转向季风双重便利,也门成为汇聚本地、东非、印度、中国物产然后转运西方的重要枢纽,“从波斯湾来的珍珠,从印度来的香料、布匹和刀剑,从中国来的丝绸,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奴隶、猿猴、象牙、黄金、鸵鸟毛,都是从这里转运到西方的市场上去的”。[①]


其国际贸易重要性恐怕还超过了波斯/安息。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声称罗马帝国每年外流中国、印度、阿拉伯的黄金至少有1亿塞斯脱契(sesterce),其中流入印度者2500万,占1/4;流入中国和阿拉伯者则占3/4。[②]


考虑到海路贸易较少受波斯/安息频繁爆发的战争影响,罗马对华贸易多数通过海路,对印度贸易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海路而不是毗邻印度的波斯陆路,当时也门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应该是显著超过波斯/安息。



随着东方纺织品、香水、香料等货物在欧洲、埃及市场上日益成为众人追逐的流行时尚,凭借垄断当时东西方贸易商道的地位,安息和也门都走上了“两头吃”攫取垄断暴利的道路。


一方面对本地土产(特别是也门盛产的乳香和没药)提高售价,另一方面对中国、印度等外国货物提高过境税,结果,无论是中国货物在罗马市场销售,还是西方货物在中国市场销售,价格都远远高于原产地。


东汉时期中国缣价为每匹(重25两)400—600多钱,在罗马市场则与黄金同价,即25两;西方出产的玻璃、珠宝等货物在中国市场销售,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称“利有十倍”,《晋书》称利润百倍,普林尼也称利润十倍到百倍。[③]


依靠商业垄断暴利,也门积累的财富一度名震当世,北方的皮特拉、巴尔米拉等城市先后成为这个商业体系的合伙者和链条中的环节,得以分享随之而来的繁荣,汉朝和罗马两大帝国则双双承受了黄金外流的压力。


西汉黄金使用记载甚多而东汉记载甚少,对这个宋太宗就注意到的“西汉黄金消失之谜”,今世学者多归因于黄金外流,特别是贸易入超所致。


普林尼则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危机根源在于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按他声称的罗马帝国每年外流黄金至少1亿塞斯脱契(sesterce)、亦即约7366.5公斤数字,考虑到当时罗马帝国黄金储备约17.91万公斤,[④]若无补充,罗马黄金储备只需24年就能被对外贸易耗尽。


为了保持自己在东西方国际贸易商道上的垄断地位及其暴利,从欺骗蒙蔽到动用强力遮断商道,无论是安息还是也门,都无所不用其极。


在也门等南方阿拉伯商人嘴里,印度出产的桂皮、胡椒等等货物被说成与乳香、没药一样的南阿拉伯半岛土产,希腊人、埃及人、罗马人只能向他们购买,以至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也称阿拉比亚(阿拉伯半岛)是“乳香、没药、肉桂、桂皮等唯一的产地”;


在安息,当地政府和商人用谎言打消了班超使者甘英横渡波斯湾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念头,从波斯湾岸边折返中国,导致中国与欧洲帝国官方直接接触推迟很久,而且不是由中方主动实现的;……种种花招,最终使万里之外的中国也看穿了安息之辈的用心,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直书安息阻挠大秦(罗马帝国)对华交往:“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尽管如此,垄断暴利本身就会制造打破垄断的动机;垄断利润越高,其他势力打破垄断、分享甚至夺取这份收益的动机就越是强烈,也越能为此凝聚人心、制定决策、投入行动。


在公元前后时代,要打破东西方贸易间的垄断,从也门扼控的红海—印度洋水路下手,比安息控制的陆路更可取,一方面是因为水运运量远远大于陆运,而运费远远低于陆运;另一方面是因为亚欧大陆商道两端的大国,无论是东端的中国,还是西端的罗马帝国,要想在中东直至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统治,都鞭长莫及。


首先动手敲打也门垄断的是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埃及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恢复地中海世界强国地位之后,就开始与也门争夺海上霸权。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年—公元前246年)修复了大约1700年前法老时代开通的尼罗河-红海运河,托勒密王朝商船进入红海,也门的商业垄断地位便开始动摇。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征服埃及,立国于今日也门的希木叶尔王国由此面临一个更加强大、意志坚定的对手。


即使是为了已经落入自己统治的埃及行省商业利益,罗马帝国也需要延续托勒密王朝的对外贸易战略,与也门竞争红海—印度洋商路霸权;更何况当时罗马居民怨声载道,抱怨东方商人向他们抬高物价,罗马只能用现金从东方购买,打破也门商业垄断因此在罗马获得了“政治正确”般的地位。


同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也不满也门这个西邻分给他们的利益太少,殷勤地向罗马要求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全力以赴,也门垄断地位丧失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即使罗马帝国一时遭遇挫折,也无法挽回也门及其伙伴的最终命运:


公元前24年,凯撒执政期间,罗马大将阿利乌斯·迦拉斯率军自埃及出发.沿红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目标是夺取也门独占的商道与财富积累,但受困于茫茫荒漠严酷的自然环境,大军跋涉数月,未见敌人便折损十分之一人马,不得不撤回埃及。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在位期间,一艘罗马商船偶然被海风从曼德海峡吹到锡兰(斯里兰卡),在那里遇到许多中国船只,发现南方阿拉伯人经销的许多货物来自印度洋水域。


不久,来自埃及的希腊/罗马水手希帕拉斯得知印度洋季风的变化规律,受命探索危险重重、季风定期改向的海道秘密,最终满载西方人急需和珍视的货物返回亚历山大港,西方人由此知道了桂皮、胡椒等等不是阿拉伯半岛土产,而是印度物产。


希帕拉斯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作“托勒密王朝的哥伦布”,堪称实至名归。


凭借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力,从欧洲和埃及直达印度的水路商道一旦被发现,就得到了充分利用,罗马商船鳞次栉比进入印度洋,彻底粉碎了也门及其合作伙伴的垄断,给他们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的商业繁荣敲响了丧钟。


随着经济衰退加深扩大,政治崩溃继之而来,面对罗马帝国兵锋,皮特拉、巴尔米拉、美索不达米亚……接二连三倒下。


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垄断及其崩溃


第二次垄断来自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崛起后对东西方水陆商道的全面垄断,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在第一次垄断时期,安息/波斯与也门分别垄断陆路和水路商道,而且武力强盛的安息控制的是容易绕过的陆路,更重要的水路落在武力虚弱的也门手里,西方政府与商人相对容易直接打破也门垄断,从而架空安息垄断;


但在第二次垄断时期,中东方向上的垄断者马木留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长期对欧洲占有军事优势,奥斯曼帝国武功尤甚,且一度垄断了东西方贸易全部传统水陆商道。


奥斯曼军队进占君士坦丁堡


与中国王朝相比,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国土面积不算广大,人口更少,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其领土面积也远远不如中国历史上南北统一中原王朝中疆域最小的北宋。


大致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由三大区域组成:囊括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领土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安纳托利亚领土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在内的阿拉伯领地领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合计239万平方公里。[⑤]


相比之下,北宋领土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国土也只相当于北宋领土面积的85%。即使是偏安江南的南宋,其领土面积也有19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的79%,大大超过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阿拉伯三大领地中任意两大领地面积之和。


论统治人口,奥斯曼帝国更不能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堪称鼎盛,其时人口约1200万;16世纪末增长至2200万;1800年前后约为2500万;[⑥]相比之下,中国两汉时期人口就已经五六千万,北宋人口过亿,与奥斯曼帝国上升时期大体相当的明朝人口已达1.5亿。


但奥斯曼帝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地利,即使是现在的土耳其也被称作“桥梁国家”,当年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更是统治了三大洲整个交界地带,掌控东西方贸易商道传统十字路口。


当其极盛之时,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整个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全部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无论是取道汉朝以来已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中亚—波斯—伊拉克商道,还是取道里海北岸,中欧贸易都躲不过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伊斯兰势力兴起并相继征服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埃及之后,中欧贸易就被掌握在穆斯林手里,以至于马木留克王朝崛起并统治埃及、叙利亚之后,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奥斯曼帝国崛起,更使“铁幕”有进一步成为“铁墙”之势,伊斯坦布尔、希尔萨、杜布罗夫尼克(今克罗地亚共和国)、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构成了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枢纽。


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利,奥斯曼帝国长期充当欧洲贸易中间商,依靠转售东亚、南亚的丝绸和香料坐享垄断暴利。


由于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垄断了欧洲方面的贸易,作为垄断者,他们也没有太强的内在动机打破奥斯曼、马木留克方面的垄断,而是更倾向于与奥斯曼、马木留克方面分享寡头垄断格局下的利润。


然而,局外人的探索开拓最终打破了“奥斯曼/马木留克—威尼斯/热那亚”寡头垄断格局: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仅仅30多年后,1487—1488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就远航抵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努力迈出了一大步。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贵族瓦斯哥·达·伽马奉葡王之命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卡里库特,次年满载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等货物返抵里斯本,开辟亚欧新航路大功告成。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奥斯曼军队攻占开罗,征服埃及,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中西水陆商道全部落入奥斯曼帝国一家手中。


同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的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中欧之间抛开中东中介,建立官方直接联系


随后,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中欧贸易航道开辟,中国、印度与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由此全面开通,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达到顶峰之日,也就是其根基开始加速风化剥落之时:


1565年,圣巴勃罗号帆船从菲律宾返航美洲,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从此开通。


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⑦]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

……


正值西方世界科技、社会组织不断进步,效率持续提高之际,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继续沉溺于垄断利润、军事掠夺、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对经济活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其社会文化缺陷又导致该国丧失自我改革实现赶超的能力,与波斯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进一步窒息了取道该国大片地区的生产和跨国商品流动;


结果,正是在奥斯曼帝国把持全部传统中西水陆商道的16世纪,绕过非洲的海路运输线、马尼拉大商帆贸易突飞猛进,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丝绸之路商道日趋没落,其利润日益萎缩。


到17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能够将印度货物经好望角运到伦敦,然后再出口到奥斯曼帝国各大城市;即使如此,商品最终售价也低于奥斯曼帝国商人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商品,伊斯兰世界在国际商业版图上的地位也就不可遏制地没落了。


17世纪,一位奥斯曼学者这样描写:“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西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它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奥斯曼帝国必须设法取得也门沿海各地,以及通过那些地方的贸易,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便将控制伊斯兰各地。”[⑧]


既然连这位学者这样的奥斯曼帝国精英都只能看到欧洲崛起,却意识不到欧洲崛起、奥斯曼衰落的基础在于其社会内部效率差距,只是企图控制也门以加强对传统商路的垄断,奥斯曼帝国推行改革、进而扭转颓势的希望也就不存在了。


尽管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此时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丝绸,后来的咖啡和药材,再往后的棉花、印花布或本色布,仍由近东运往欧洲,但奥斯曼帝国商路没落大势已成。


三、中东第三次国际贸易垄断将被如何打破?


地理大发现消除了中东的国际贸易商路垄断地位,苏伊士运河开通则将中东从被国际贸易主流遗忘的角落再次拖回焦点要道,石油业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中东第三次获得的国际商路垄断地位。但这种垄断地位会不会被打破?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该区域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份额长期内将趋向萎缩。现代中东经济,兴于石油,也将败于石油,作为最典型“资源诅咒”案例而载入世界经济史册。尽管迪拜等海湾酋长国被世人视为“黄金国”,但他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分量不算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6年,中国实际GDP占全球17.8%,中东北非占6.7%;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占全球10.7%,中东北非占5.0%。[⑨]考虑到中国货物出口绝大多数为制成品,制成品出口中又以机电产品为主,中东北非出口则主要为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和其它初级产品,双方出口商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差距更大。在《资源诅咒与资源民粹主义之误》(刊发于《学术前沿》2015年9月(下)号)一文中,我考察了1970年代下半叶至2014年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增长实绩,发现无论是在牛市还是熊市,燃料出口国整体经济增长实绩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均显著劣于制成品出口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东地区的经济表现也不容乐观。


在此基础上,该地区糟糕的社会治理,对运河等贸易通道苛索无度的收费,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乱,都正在驱赶经济活动和跨国商品流动另寻他路,正如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垄断利润、长期战争驱使贸易线路转移一样。


安息-也门对亚欧商道的垄断被埃及-罗马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亚欧商道的垄断被地理大发现打破,当代中东对苏伊士航道-石油的垄断最终将被什么彻底打破?新能源?新巴拿马运河/尼加拉瓜运河?北极航道?……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又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7.8.8,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7—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7—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罗马黄金储备数据见第107—108页,塞斯脱契折算见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⑥]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⑦]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之称,因为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

[⑧]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转引自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1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177页。


本部分内容来源:梅新育论衡  作者: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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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解药瓶 监制/小景 主编/慕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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